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基于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独特部分,既具有文学经典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从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4个方面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分析认为,上述4种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和文学作品在异域的重生,正是上述4种品格与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文学才经历着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文化解读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自英国作家兰姆姐弟改写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是萧乾重要的翻译作品之一,对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居功至伟.从历史描写的角度考察这部译作,可以解读其从产生、出版、接受到参与目标文化建构的"生命历程".首先,产生于政治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的萧译本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文化语境与集体误读的诗学决定了其翻译选材与翻译动机;其次,通过原文、译文与莎剧经典译本之间的文本比读,发现萧乾"归化"的翻译策略是借鉴朱生豪等名家经典译本的变通策略,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等外部因素的操控,又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最后,萧译本自出版以来不断重印和再版,出版的形式日趋多元化,在目标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构建中扮演了诸多重要的角色,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与影响.简言之,通过文化解忖读,可以看出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等内外部因素对萧译本的产生和接受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和翻译文本信息等方面的选择,而且,译本作为原作的"生命的延续",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反响乃至文化建构功用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决定和制约.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文学翻译批评——以《格列佛游记》为例

有关翻译目的论是否适合于指导文学翻译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对比分析《格列佛游记》的两个译本发现,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就不同；发起人对译者的翻译要求、目的语所处的语境条件以及译本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和功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译者只有在保证译本充分性的前提下,依据专业知识对信息的取舍作出判断,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才能创作出符合受众期待的好译本.翻译目的论对于翻译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这个理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声音--《夏洛的网》三译本比较

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交际具有不对称性,成人作者处处代表着儿童读者。译者作为叙述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声音比其他文学领域的译者声音更为显现。通过对《夏洛的网》三译本的比较分析发现,儿童文学译者会依据自己对目的语儿童读者形象的假设、自身的偏好、源语与译入语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制约规范和翻译传统的设想等因素,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展示自己的声音。由于译者自身的差异,不同译本都会留下特有的译者声音特点。     

多元系统理论下《飘》译本的对比分析

《飘》自从1940年被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以来,已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通过对《飘》两种译本(傅译本和李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经典建构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策略研究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与翻译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赞助商以及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本文从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视角来研究《红楼梦》两个英语全译本的译者翻译策略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论文学译者的创造性

文章论述了文学译者的创造性.文学翻译是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是译者的语言艺术再创造.文学译者是文学译本的再创作者,文学译本中渗透着译者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力量.译者重塑文学语言和重写文学译本的艺术再创造,使文学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存活.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杨苡译《呼啸山庄》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在基于其原作的价值的基础上受到译作、读者、译语国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需要对作品及其历史背景进行考查。文章拟分析杨苡译《呼啸山庄》与原作和译语国读者的对话与互动,并运用多元系统论描述其在权力因素操纵下的经典化历程,指出该译本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张力是其永葆经典风彩的根本动力,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复杂性的梳理具有借鉴意义。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一千零一夜》之译者主体性研究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该研究对清末民初一直到当代《一千零一夜》众多译本中有代表性的译本做了历时性描述,围绕周桂笙、周作人、奚若、纳训、郅溥浩译者们的译本序言做了一一介绍与讨论,借由译序比较可靠的文字材料考察了译者的主体性在对原作的选取、对原作的评价、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读者意识和文化身份等方面的表现,不仅弥补了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对《一千零一夜》译者序言的缺失,而且对丰富和发展《一千零一夜》文学经典具有开创性意义。     

《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试析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

翻译文学作为特殊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译者的诠释理解和语言转换后已经成为了相对独立于原作的个体,理应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学地位。翻译文学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有赖于译者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译入语环境中译本和原作者是真实存在的,而原文本和译者成为附庸,这无疑是一个悖论。译者的主体差异和主观诠释决定了译本和原文本质上的不同,译者通过赋予译本新的意义来占有译本。本文旨在通过对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来论证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活着》异质文化在英译本中的“深度”还原

余华小说《活着》在海外颇受推崇,译者白睿文也因此受到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深度翻译重视通过建构源语文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源语文化,因此在深度翻译观照下,从文本外语境(包括译本的脚注、前言及后序)和文本内语境两个层面出发,可以探讨译者对更深文化层面的异质因素还原的翻译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有关译者对于《活着》原著中我国独特文化元素翻译技巧的独到之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章将《活着》源语中的文化按照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及心态文化层进行层层剖析,展示汉译英中文化翻译的异质性。进而分析译者白睿文对待我国异质文化的态度及翻译手段。最后,从语境搭建偏误角度讨论译者文化还原偏差并分析未能在小说译本中还原的文化因素,以期对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有所借鉴。     

毛泽东诗词两种译本差异根源分析

运用贝尔曼关于翻译立场和翻译环境的理论,分析决定毛泽东诗词两译本(外文版译本和赵甄陶译本)译文面貌差异的深层次的翻译环境因素,旨在证明译者最终确立的翻译立场是译者向所处的翻译环境"妥协"的产物,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翻译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其不得不为之的非自主因素.这一点对于我们建立一个客观全面的翻译批评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译者的主体性小议——以《诗经》英译为例

典籍英译的标准历来争议颇多,本文主要从译者的角度试着阐述<诗经>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来源,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具有创造性,能动性,但是受时代历史文化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又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译者翻译不同作品的翻译目的不同,对译文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不同,因此译本的形成受译者主体各个方面的影响,本文通过例证分析旨在发现其差异背后的原因.     

《红楼梦》人物别名英译探讨

人物别名翻译对艺术形象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人物别名的翻译依赖于译者对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译者对别名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的处理。文章以文学著作《红楼梦》杨宪益 戴乃迭译本为蓝本 ,探讨了其人物别名英译 ,分析了译者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 ,提出了笔者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旨在与读者共同寻求一条对人物别名翻译的完美途径。     

试论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过程的关系——以培根《谈读书》四个中译本片段为例

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在选择源语文本和制定翻译策略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本文讨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弗朗西斯·培根的《谈读书》的四个典型译本,分析了译者的主体因素诸如个人经历、学历背景、个性喜好、语言能力等对译品产生的影响,进而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免要受到其个人主体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