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隆礼"思想的深层透视

荀子从人性本恶和社会历史方面追溯"礼"的起源,综合了儒法两家的学说,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思想.荀子的"隆礼"思想赋予了"礼"以形而上的根据,拓展了"礼"的功能,并对"礼"进行了内在寻根式的阐释,丰富了"礼"的人文内涵与实践意义,深化了儒家"礼"的理性精神和实用品格,对中国文化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影响深远.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宋濂辨儒

宋濂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以道学自任,并从道学的角度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细致地辨析。儒可以区分七类,其中道德之儒不仅不是"不足用"和"少功",相反是"千万世之所宗"。对儒的辨析和重"道"的道德之儒的重视,充分反映出了宋濂"以道学为任"的政治理想。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论“贵和“思想之文化渊源

"贵和"思想有着非常古老的文化渊源.先民在改造自然中观物识"和",对自然界和谐状态的认识,催生了"贵和"意识的萌芽.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崇礼致"和",从层层累积的经验和教训中创造出各种礼制,如祭神之礼、婚聘之礼、祭祖.之礼、盟会之礼、巡行贡献之礼,以解决社会矛盾、追求社会和谐,促进了"贵和"思想的生长、成熟.西周至春秋时期,"贵和"思想完成了由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化,为传统"和"文化奠定了深刻的哲学基础.     

《墨辩》中的物

《墨辩》是先秦哲学中最具逻辑性反思性格的哲学文献.在现代学术形成和奠基的阶段,关于《墨辩》的研究一时蔚为显学.《墨辩》中"纯客观"的物观的出现,是春秋末年礼序崩坏的结果.墨家以激进的"理性主义"态度,消解了礼序赋予物的价值属性.而更为抽象的几何意义的物观,则源自墨家对辩论的庄重态度,以及随名辩之学的兴起而来的形式性论证和辩护的需要.辩者之学是在儒、墨之间以及墨家内部各派之间的持续论辩中产生的,随之而来的普遍的质疑和辩护的思想氛围,对"子学时代"的各家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李觏的社会结构论

李觏认为社会生活的内容、观念、规范和设施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等社会生活的内容是"礼之本",其中,饮食、衣服、宫室、器皿构成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器皿中所隐含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礼"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统领乐、政、刑"礼之三支"和仁、义、智、信"礼之四名"。"礼之四名"相当于思想上层建筑,"礼之三支"相当于政治上层建筑。"礼之三支"是在"礼之四名"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体现、维护着"礼之四名";"礼之四名"凭借"礼之三支"得以传播与贯彻。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战国时期的儒家

孔子殁后,战国时期,面对新的时代形势,儒学开始了适应现实需要的新探索,因而儒分化为八派,本文重点梳理了其中的五家,即以隐士精神而研修儒业、同孔氏入世精神不同而近于道家的颜氏之儒;由一群偷安懦弱而怕事,贪饮食而无廉耻的贱儒俗儒组成的子张氏之儒;而漆雕氏之儒则是无所畏惧,不避权门,以气为重的儒,他们成为后世“侠”的始祖;仲良氏之儒讲廉洁、讲仁义,主张是自耕而食,傲视富贵权势,同情贫贱者,为当权者所忌;至于乐正氏之儒则守信不虚,讲求孝义。所以,在战国,儒学虽还未演变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但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为后世儒学的官方哲学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荀子礼之功能论

与孔子注重个人内在的反省不同,荀子更注重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对荀子来说,作为规范性的礼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功能:礼具有"养人"与"别人"的功能;礼具有使政治制度化的功能;礼具有对人的情感的规约功能;礼具有引导伦理教化与现世实践的功能。     

援道入儒 外道内儒—— 汪曾祺品人散文中的立人理想

汪曾祺品人散文是散文史上值得关注的存在.其文学世界里的主人公群体主要是由"热爱"与"天真"两类文化性格组成,从中充分传达出作者一种"印象"和"直觉"的品人观.这是汪氏"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立人理想的体现,和传统"儒道互补"的内涵不同,从中隐含了其对诉诸西方资源改造国民的反思与拒绝,并包涵了其寻根思想之精义,具有一定文学思想史的考察价值.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     

儒礼：从自觉向强制的功能演变——谈荀子礼制思想在儒礼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孔子强调主体内在自觉性的"仁礼",到成为儒法合流的封建统治工具的礼教,儒礼在演变过程中其强制性力量不断得到加强,而这种转变正是以荀子的礼制思想为中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