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和谐社会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重视轻罪的妥善处置,树立宽严相济、宽缓为主的理念以及惩罚与矫正相结合、重在矫正的理念。我国现行轻罪刑事政策存在一些明显不和谐的因素,包括劳动教养制度以行政处罚之名行刑罚之实;过于倚重监禁刑,社区矫正刑太少;自由刑的执行重惩罚和隔离,轻教育改造。应当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予以完善：从立法上实行重罪和轻罪的分类;从根本上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保安处分性质的《违法行为矫正法》;立法上完善社区刑罚的设置,司法上和刑罚执行上提高社区刑罚的适用率;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论刑事委托:刑事执行中的合作治理 ———«社区矫正法»相关问题述评

我国«社区矫正法»颁行对社区矫正规范探索与实践经验予以立法确认?渗透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刑罚目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一方面蕴含国家刑罚权实现中的公权性、公信性?另一方面基于罪犯矫 治质量的考量?亟须专业知识供给与公众有序参与支持? 当前刑事司法理论对上述复合性色彩存在一定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从社会治理合作转向及公法理论变迁的角度?有必要反思刑事司法权力运行逻辑?提出刑事委托理论架构?弥合刑事司法权 力在风险规制与治理中的紧张关系? 通过对刑事委托的内涵生成、价值谱系予以辨识?从矫正方案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矫正 质量评价中的规制同行评审、矫正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对该理论予以实践检验、印证?并对其未来演变轨迹予以展望?以期 为完善刑事司法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提供样本参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体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于刑法中,但作为指导刑事立法的刑事基本政策,该政策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是,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要求看,我国刑法对该政策贯彻还不完全到位,尚有诸多方面需进一步修改、完善.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论毛泽东的刑事法学思想

毛泽东的刑事法学思想大都体现在有关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路线、原则、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等宏观指导决策方面。毛泽东确立、提出、制定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方法和刑罚制度。     

《丹麦刑事执行法》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含着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俄罗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及启示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于2002年7月1日生效,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40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成为世界上又一重大的刑事诉讼法改革。随着俄罗斯司法制度的改革,俄罗斯关于刑事诉讼司法价值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在此基础之上,俄罗斯建立具有自己特色非法证据规则。从俄罗斯非法证据制度研究出发,从非法证据规则在新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和制度设置中吸收经验,对我国非法证据规则进行简单的理论构建。     

俄罗斯联邦对妇女的刑事政策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单独将某些侵害妇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某些侵害妇女的犯罪行为规定较重的刑罚;对犯罪妇女规定了相对轻缓的刑罚措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特定身份的妇女不适用某些强制措施;有3岁以下子女的妇女可以免除陪审员职责。《刑事执行法典》中规定了男女有别的执行程序;对女犯的管束比男犯宽松;极力照顾怀孕和有幼年子女的妇女。     

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有关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需要在刑事政策上对著作权刑事保护作理性的定位,在立法技术上提高其可操作性,兼顾著作权刑事立法现代化与刑法总体特点的要求,并对著作权犯罪刑事诉讼制度的设置和其他因素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善待刑法学通说与刑法解释学:一种刑法信仰与权威的生成之道

理论刑法学和应用刑法学是刑法学的两大支柱,而刑法学通说和刑法解释学分别是前二者的灵魂,但目前的刑事法治生态环境呈现恶化趋势。刑法学通说必须同时具备长期性、共识性、验证性、实用性和动态性,应妥善处理刑法学通说与学术创新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学术创新推进刑法学通说的历史进化。刑法解释学是最基础和常见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不能一味地批评法条主义,作为刑法实践的代言人,应以刑法学体系为疆域,重新树立罪责刑关系和罪责刑均衡为对象和目标的刑法解释新范式。刑法是理性与实践的结合体,刑法学通说和刑法解释学是刑法信仰和生成的根据与基础,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刑法明确性原则:根基、标准及路径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即立法者不得制定构成要件不明确、行为犯罪化的边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确定的刑法规范.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多维基础.我国现行刑法离明确性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距,为了贯彻和体现刑法明确性原则,需要改进立法语言、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刑法解释,以及建立刑事判例制度.     

私法在俄罗斯国家政策中的优越地位

俄罗斯的私法是优越国策,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它通过建立系列国家民事立法咨询与研究机构,颁布民事立法完善保障措施,实施“俄罗斯私法形成与发展”规划,着力提高俄罗斯私法的立法质量和立法协调,培养卓越私法人才,推动俄罗斯私法学研究,致力于满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当下与长远需求,复兴和发展私法文化,扶持市民社会,从根本上保障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     

双重主义视野下我国军事刑法的独立必要性研究

军事刑法属于特别刑法,其与普通刑法的界限长期以来有军事犯主义、军人犯主义、并重主义和双重主义之争。立足于我国的军事法传统、宪法体制和刑法机能发挥的需要,我国宜采取双重主义的立场,将军事犯罪限制在军人实施的违背军事职责、侵犯军事利益的犯罪范围内。目前,我国军事刑法是与普通刑法合编在一部统一刑法典之中。然而,这种合编模式既不利于厘清军事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关系,也不利于军事法益的保障和军人权益的保护,忽视了军事活动的极端特殊性对军事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影响。未来我国如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应当以独立化的模式构建双重主义限制下的军事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