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长期受制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活动的文化转向研究,译者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而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正体现了其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论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主体间性特征

随着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研究的发展,翻译中的主体间性研究开始登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担负着多重身份,他们对原作的翻译既是 "创造性叛逆",又是一种"误读","创造性叛逆"往往寓于误读之中,并以误译的形式出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蕴含了主体间性特征,并且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是以主体间的互动与制约为基础而呈现的.因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既是一种主体性事实,也是一种主体间性事实.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一直得不到承认。本文从译者作为读者和媒介者两方面阐述在翻译过程中,译作不是对原作进行"模仿",译者也不仅仅进行语言的转换,而且是原作和译作的媒介,是不同文化的传递者。     

从《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看译者创造性叛逆

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接近和再现原作在翻译时所做的主观努力,并且为了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通过对两译本的剖析,从而对译者创造性叛逆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原作相比,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增减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来看,林纾的这种翻译方法背后有着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权衡以及目的语读者意识的种种考虑,并非信手而为。文章以林纾译作《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例,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揭示林纾独特翻译方式的文本内外因素。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论述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目的在于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译者主动翻译法的应用分析

针对多元系统理论在二语互译中存在的无法充分传达源语信息及保持译作特色的问题,提出了译者主动翻译法及其实践"三步曲"。该翻译法通过输入材料分析、思维转换分析、输出材料分析"三步曲"的运用,能有效消解翻译过程中译者以目的语为核心采取翻译策略导致的原作信息不充分、译作特色不鲜明的问题。而文化模式中的环境因素、译者个体经验差异和两种语言本身的因素是造成译者主动翻译法实践中的译者中心主义的主要文化因素。研究认为译者主动翻译法对翻译实践过程中忽略译者的主动性以及源语创作的丰富性等方面能产生积极的弥补作用,而了解了文化模式冲突则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双重性

译者的双重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文学翻译中译者与译论,译者与原作,译者与译作以及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多元关系都证明了译者具有双重性,并充分体现了其主体地位。     

探究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增值现象

文学翻译作为艺术再现的一种方式,由于译者的审美情趣、读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其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这是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增值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值得肯定的是,一个作品被译介得越多,证明它的价值越大,流传越广,使我们有机会全面客观地了解原作的风姿,同时,也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     

探究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增值现象

文学翻译作为艺术再现的一种方式,由于译者的审美情趣、读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其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这是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增值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值得肯定的是,一个作品被译介得越多,证明它的价值越大,流传越广,使我们有机会全面客观地了解原作的风姿,同时,也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     

从翻译审美看译者主体性

近年来翻译学与美学的渊源越来越受学术界的重视。翻译中的美学研究,尤其是对译者审美活动的探讨为研究译者在翻译审美过程中的主体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译者的翻译审美看,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通过其审美心理结构反映原作,形成对原作的审美评价。相应地,在译作中译者再现原作的同时也会表达自己的审美评价,也即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必然调动自己的主体性。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主客观因素驱动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马君武、苏曼殊《哀希腊》译本对比分析

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产生对原作的叛逆。这种创造性叛逆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制约。马君武与苏曼殊翻译的《哀希腊》风格各异,但都与原著有不同程度的背离。本文在对比两译本的基础上,试探究造成这种叛逆的主客观因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极力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从而从理论上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原作的操纵,从而使译者显形.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导致了对读者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