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农”法律的基本框架与立法经验

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及时修改和废止不适应的法律法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在北大法意数据库检索"三农"领域立法情况,通过分析表明:"三农"法律的基本框架可概括为宪法层面的"四条根本法"和法律层面的"五个制度集",前者是指农业现代化国家任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农村经济承包经营体制和农民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建设者,后者是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方式与产品管制制度、环境保护与动力能源保障制度、科学普及与技术支农制度、社会治理与民生保障制度。"三农"法律立法的经验主要有三点:在立法路径上,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认可并存;在立法思路上,发挥法律作为激励机制的理性工具作用;在治理策略上,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     

乡村振兴：法治保障问题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但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复杂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然面临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执法能力和水平不高、司法服务还不适应、法治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这就必须完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乡村领域执法、健全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增强乡村普法的有效性,多管齐下破困境,充分发挥法治稳预期、利长远、固根本的保障作用。     

《乡村振兴法》立法:功能定位、模式选择与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体系化的法律法规来引领和支撑,抓紧制定处于基础地位的《乡村振兴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要求。《乡村振兴法》立法的功能定位应该立足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保障乡村振兴目标的如期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柱,夯实涉农法律体系的法治基础。综合考虑法律规范体系的本质要求、立法内容架构以及立法时机选择三个因素,《乡村振兴法》宜选择"指导框架型"立法模式。作为涉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必须注重《乡村振兴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统一,其制定权限应该赋予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其内容框架可以分为七章,分别是总则、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乡村治理、扶贫济困、法律责任和附则,其立法过程必须贯彻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关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三农"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具有丰富深刻的价值意蕴:顺应新时代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诉求;践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确立新时代实现"三农"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遵循;擘画新时代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价值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论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价值指引。     

论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类型、功能与实施关键——以制度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乡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要调解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这部法律是发展促进法,以规划和干预促进农业农村农民振兴,依法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依法调整城乡、工农关系,依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依法促进共同富裕;实施关键是依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促进人口与人才振兴协同发展,依法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依法促进乡村特色发展,依法进行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立法保障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依靠相应法律的保障,近年来,各地区对于涉农法律的出台也不在少数。但在战略实施的具体过程中,涉农法律体系仍不完善,立法工作上依然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相应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为保证乡村振兴这一伟大决策的成功实现,需要农事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结合国外相应立法经验,从而贴合时代发展实现政策法律相统筹的法治结构。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充分体现在立法工作之中成为了当前立法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农民主体性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农民主体性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回顾百年建设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民主体性建设的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且"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促使农民主体性觉醒;"以农养工"的农业政策致使农民主体性逐渐缺位;以"改革"为主题的"三农"政策推动农民主体性逐渐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赓续推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农民主体性建设虽出现些许曲折,但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积累了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增权于农民"为重点,激活农民主体意识;以"赋能于农民"为关键,强化农民主体能力;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保障,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基本经验,深入推进农民主体性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新能源开发利用中的安全机制立法研究——以我国核能为例

积极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新能源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保障。新能源开发利用中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能源安全包括宏观意义上的安全和微观意义上的安全,两方面的因素在发展新能源时都应有所考虑。我国目前在新能源安全立法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以核能安全立法为例,应当从立法体系、基本原则、实施机制、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法律制度建构。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的法律保护

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发展及其立法概况,认为目前农民主体地位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农民主体地位受到漠视、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等问题。为了建立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确立与提升农民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出完善立法,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农村行政执法,提升农民的法制意识;做好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加强司法保护等一系列措施。     

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各项事业发展的“三衣”政策，使农村增加了积累，特别是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了较好基础。针对农村发展的实际，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全面建设新农村，重点和难点是贫困地区，最艰巨任务是重点县和重点村，关键在贫困村。因此，加大对重点县和重点村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加快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新农村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力推进我市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的重大举措。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全局的、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重点县和重点村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集中智慧和力量，用足用活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加快重点县和重点村脱贫与发展的步伐，确保小康建设协调发展。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村镇银行创新农户信贷模式研究--以陇南“金桥模式”为例

针对肩负服务“三农”重任的村镇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出现偏离三农的问题,在描述了村镇银行支农贷款存在问题和原因以及“金桥模式”的基本运行流程后,认为该模式的成功要素有2个方面：一是通过组建2个委员会实现了信贷员的内生化。这种内生的“准信贷员”通过亲缘和地缘优势降低了机构的信息获取成本,并将激励机制由传统的机构成本转变成能带来预期收益的贷款业务。二是其“双层联保”加强了小组联保自选择的功能和贷款户违约的社会惩罚力度,在出现信用风险时使金融机构损失可以得到实际的补偿。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一是传统信贷模式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包括贷款产品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二是对村镇银行应有一个更宽泛的瞄准概念。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要不离开农村,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特色,坚持服务“三农”,就应该给予肯定。     

论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建设,是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农村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建设,要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体制改革,注重农村教育和科普工作,加强农村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伦理建设,积极营造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良好社会人文环境。     

WTO框架下的中国农村土地立法研究

土地资源是农村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物质载体。农村土地立法的完善,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十二五＂能否顺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入WTO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和农村土地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流转权等方面的缺陷已经成为制约着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要以WTO确立的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等为指导,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振兴互动的区域实现模式研究 ——基于皖北地区的经验分析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农村发展大势的两个关键点,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 件。皖北地区作为国家的粮食主产区和传统的农业地区,农业基数大质量不优、粮食产量高库存压力大、要素错配导致农产品 结构扭曲、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环境负效应等方面因素制约了皖北乡村的振兴。助推皖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突破口是 加快皖北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凉山发展森林康养的目标定向、历史机遇及实现路径——以乡村振兴为视角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凉山森林康养的发展带来了供需两旺的重要历史机遇。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原则高度上规范并调整着凉山森林康养发展的目标定向,使其在充分享有政策利好的条件下,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建设、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内在价值和主体地位的重塑。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森林康养需要开辟一条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协同一致的道路,这主要包括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利益联结的共同发展路径、风险防控的稳定发展路径。     

农村宅基地立法探讨

改革与完善中国农村宅基地法律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法律空间。农村宅基地立法要遵循一定的思路与原则,并应注意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农村宅基地的立法工作可以从四个方面考虑:逐步建立健全宅基地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和完善宅基地管理的执法体制和手段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宅基地管理人员及农民的自觉守法意识;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国家《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草案)》。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养新型农民。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必须结合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农民主体性原则、民主平等原则。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应该具体做到:加大农村教育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新型农民的带头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宣教活动,倡导社会新风尚,提高新型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提高新型农民的民主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