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与价值重估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学热"绝非仅仅是文学和美学层面的话题,其生成机制、话语内涵和思想脉络,都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在"手稿热"、"译介热"、实践美学与文艺美学的表征呈现中,凸显的是从美学自律到社会启蒙、从知识场域伦理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拮抗关系。"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也并非仅仅指向学科自身,而是指向新时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权。知识"大生产"与"有限生产"双方此消彼长、人学取向的西学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框架体系相互规约,共同促进了知识的现代化转型。此种理论探索并没有伴随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化与美学边缘化而停止,相反,它所确立的场域伦理、现代视野和人学启蒙思路将继续长久而深刻地影响历史,以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以"共通感"的形式渗透进中国现代转型的公共性批判与建设之中,为主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断努力。     

从“主客融合”到“美感经验”:朱光潜实践美学的理论框架

朱光潜在新时期摒弃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美在主观或者客观的哲学式定位,而是在"主客观统一"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独立的实践美学样态,将主体的精神实践纳入广泛的实践范畴,从而为艺术和审美活动创造了"合法性"的言说空间。在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经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和改造,以"主客观统一"的美学思想初步显出了实践性萌芽;在1980年代的"美学热"中,朱光潜建构了一条从主体实践到美感经验的理论谱系。实践美学对人性的关注、对人情的渴望以及对人道主义思潮的坚守,构成了美学话语体系的价值核心,成为"美学热"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学的历史发展。     

从“审美自律”到“文化启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知识谱系

存在主义文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知识资源,更是成为关注人性的启蒙话语,并敏锐地发掘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种种"异化"场景。存在主义文论契合了中国20世纪的理论"焦虑",并作为重要的知识学资源被译介和引入中国。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都极大地肯定了主体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这给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海德格尔理论则通过理论思辨、艺术自律、美学独立等方式与中国现代文论产生"融通"与"共鸣",推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人学论""自由观""介入论"等思想与中国新启蒙的时代诉求进行联系,成为推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知识学资源。存在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学资源渗透到当代文学、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促进了知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调整。     

康德美学话语的人类学启示－古典美学断想

康德美学思想是西方近代美学的转折点。以“主体”为核心的美学话语是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 ,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终极性思辩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类学意义。由此导引出费尔巴哈、舍勒等近现代思想家的哲学人类学话语 ,并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话语的理论起点。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审视康德的美学话语 ,有助于当代人找到精神回归的重要途径。     

论"上园派"的诗学观念

文章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理论语境出发,论述了“上因派”诗歌观念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诗学观念对实现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实现西方诗学的本土化转换的现实性意义。突出了上园派诗学观念的历史价值。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生成与延展来自于感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历史诉求都通过美学的知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此种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变革。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化国家领导策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分化。面对市场伦理对大众文化的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以及文学审美实践的影响,大众审美文化以面向大众的姿态、平等多元的共存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介入性视角给美学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形成了从“终结”到“延续”的历时性叙事,“美学热”的精神理念与启蒙热情将持久地影响未来美学的发展。反思从“美学热”到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也存在“光晕丧失”和“主体困惑”等理论缺失,但也显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思考空间。     

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发生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 ,而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本来就是主体间性的。在 80年代确立了主体性后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应当开始主体间性的拓展。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突破了认识论的局限 ,不是把文学活动看作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 ,而是看作主体间的共在 ,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 ,是对自我与他人的认同 ,因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存意义的体验     

从“美的规律”到“美学伦理”——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热”的理论谱系

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理论家纷纷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思前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在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上进行了论争,试图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论据,从而确定“美学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朱光潜、李泽厚等从“自然的人化”理论出发,建构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观与实践观。同时,也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热潮。理论家们认为审美不仅构成了主体实践的一部分,更是参与到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人的解放”进程。“美的规律”问题的探讨则完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和主体性美学延展的目标,成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深化。当美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主体性为核心、以人学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框架,从而具有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历史价值。     

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形象研究

艺术是文化的反映及其组成部分。中国当代艺术是对当下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的思考、追问和个人生存经验的结果,更是中国文化的当下诉求。然而中国当代艺术是在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语境中产生的,或多或少受西方当代思潮的影响。而在能指的表现和所指的表达中,文化形象是现代美学结构中一个突出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审美、非审美、泛审美和审丑,都成为文化形象由内向外的投射。这不仅是艺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形象学的问题。形象学跳出了艺术形象范畴,它直接指涉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形象,因此形象学是与他者关系中进行比较的结果,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输出和跨文化视域影响的结果。     

论西方怨恨伦理的形成

怨恨一词在中西文化中均有涉及。在汉语语境中,更多地存在于文学描述中;在西语语境中,尼采使怨恨成了专业术语,舍勒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的讨论使怨恨一词独具伦理魅力。经过现代西方学者的努力,怨恨最终发展为一个哲学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术语,并被多学科探讨而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怨恨伦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人类审美是怎样从无到有的--对新实践美学及实践美学的解析与提问

新实践美学和实践美学的审美发生理论都是以哲学方法取代科学实证方法,消解了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以意识性的哲学概念为物质性的审美发生的原点;都将现代人类的知觉混同于动物的知觉,不能解释为审美所必需的形式知觉力的发生和作用.认知科学美学认为:审美发生要以人类智能的高水平发展为物质基础;以现代人类特有的形式知觉力的形成为决定性的主体条件.审美情感、审美价值、审美属性都依据这一条件而发生.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张坤德的翻译策略与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

文章立足于中国侦探小说得以发生的原初语境,从《时务报》的办刊宗旨和传统审美习惯两个层面考察了张坤德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策略,诠释了西方侦探小说得以立足中国文化场域的缘由,认为《时务报》上最初的福尔摩斯故事译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生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思想准备。     

王尔德与尼采美学思想之比较

奥斯卡·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突出代表,但是他的美学思想是博采众长之结果。与王尔德共处同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许多方面与其有相似之处,尤其在美学思想上。通过与哲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王尔德美学思想的哲学意义便由此而显现。     

对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几点思考

生态美学是人类在现代性反思中思考人与自然的美学关系时提出的。中国的生态美学一方面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美学主潮,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代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超越,但生态美学在反拨主体性哲学、人类中心主义时也有众多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1949-1966: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蔡仪美学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仪的美学思想在强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受到吕荧的批评:蔡仪的美学体系是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理论。蔡仪在此后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中,向毛泽东文艺思想靠拢,在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从所谓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理论,初步扭转了理论困局。美学大讨论中,蔡仪一方面批评自己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在坚持美的物性客观说、客观形象说和美的种类说等自己的基本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他人美学思想为唯心主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家。在《文学概论》的编撰中,蔡仪与周扬在美学观、艺术观上高度一致,并在周扬的左右下进一步疏离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客观性的美学思想借助《文学概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之主流。     

时尚审美的具象观念史——以试衣间的形式变迁为例

试衣间是时尚审美活动的起点,其形式变迁更是时尚审美观念史的具象性缩影,但当前学界并未有效阐释试衣间的文化意义。敞开型试衣间中汇聚着交错的凝视目光,它们用多层次的判断标准塑造了试衣者的社会性形象,这呈现了古典时尚的他者指向性和时尚审美的他律性。封闭型试衣间中聚集着自我反身性的审视目光,它用个性化的判断标准决定了试衣者的个人形象,这展现了现代时尚的自我指向性和时尚审美的自律性。虚拟型试衣间中弥散着不断滑移的瞥视,它们用碎片化的判断标准拼凑着试衣者的虚拟形象,这体现了现代时尚的极端化和时尚审美的游戏化。时尚文化的不断发展为日常生活增添了审美的维度,但时尚文化的极端化又导致了美学陷阱的产生。时尚虽能唤醒审美感官,但却需要谨慎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