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6—2019年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且具有稳健性；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智慧城市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有效路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农业生产绩效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形势下,农业生产绩效的提升是否有益于农业生态的改善?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该文利用中国31个省(区)2000—2014年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绩效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考察两者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呈现显著的双门槛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发现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着负向非线性影响效应,表现出先梯度降低再增加的走势;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但表现出先增加、继之降低、再增加的倒"N"型走势;西部地区表现出先增加再梯度降低的趋势。因此,根据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及集聚发展的专业化水平,推广益生态且经济的农业技术,加大农业生态环保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绩效的绿色农业道路是我国实现农业转型的落脚点。     

金融生态环境对碳减排的影响

基于2007—2019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限效应模型、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实证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对碳减排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碳减排效应,金融生态环境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门限效应与区域异质性;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碳减排效应增强;金融生态环境在中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强于东部地区,但在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鉴于此,针对性地提升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不仅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也有利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理论分析及空间实证

从劳动分工理论出发,采用2004—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的空间数据研究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并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有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存在一个阈值。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阈值时,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碳排放随之增强;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阈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会从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传统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及其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模型中不加入环境规制二次项时,其对区域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这种促进作用呈先增后降态势;在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二次项时,则环境规制与区域就业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其超过某一强度时,会对区域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污染排放效率、倡导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双重视角,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污染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逐底竞争”与“逐顶竞争”双重效应。FDI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满足“污染光环”假说。二者交互作用有利于本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但通过“以邻为壑”等阻碍了邻近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FDI存在门槛效应,适度引进高质量FDI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升引资质量,提高污染排放效率,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 FDI、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

通过中国30个省区1997—2012年能源消费数据,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各省区的碳排放量,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理论,建立了包含经济增长、碳排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联立方程来分析区域 FDI 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联立方程中每个模型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区域 FDI 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01,间接弹性是0．146,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32,间接弹性是1．882。研究进一步发现区域 FDI、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能源强度都是促进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并且区域 FDI 和区域碳排放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双向的因果关系。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