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内传播”再商榷

“人内传播”是我国传播学的五大范畴之一,这一概念尽管出现于早期的西方传播学,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从西方传播学的经典文献中逐渐消失。我国学者林之达、董天策等人在90年代曾对我国传播学界使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反响。“人内传播”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在人体内可以形成一个传播系统,可以形成“主我”“客我”对话的互动传播模式。从认知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来看,在人体内形成传播系统的说法基本上不能成立,这一理论对于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理解有简单化和二元化之嫌,与当今世界研究身心问题趋向于一元化的立场相悖,其依据符号互动理论所建立的人内传播模式与米德所提出的社会理论亦是背道而驰。据此,“人内传播”这一概念不能成立。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德里达传播哲学及其方法论启示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对“意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复活其广阔自由和无限可能性,从而解放了长期以来为在场形而上学所封闭和僵化了的“意义”。而“意义”的构建与交流正是传播学研究的内核,因此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实际上构筑了一种富于解放性内涵的传播哲学。它的无中心、差异化的多维思路可以启发人们在传播活动中还原“意义”的自由,重视“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且建构多元差异和谐共存的传播情境。     

代际交往的现代发展及其文化模式的重构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代际交往方式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变。从交往内容上看,现代社会长辈的知识经验传喻与年轻人的“文化反哺”并存;从交往形式上看,现代社会代际交往是一种双向交流;从交往主体地位上看,现代社会代际交往正在向平等的方向发展。代际差异的存在可能导致代际文化冲突：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文化传递方式上的冲突,以及在文化模式上即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冲突。要促进代际和谐交往,必须在理解和平等交流基础上重构代际间的文化交往模式。     

“风草”传播模式说及其政教合一传播思想——《论语》传播学再解读

"风草"传播模式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儒家对中国古代政教合一传播思想的思考与简要概括,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两个重要发展者孟子、荀子都对政教合一传播观作出了进一步的推论,形成具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历史内涵的传播论。《论语》主张政治主流意识传播与社会教化传播融合,包括传播路径合一、传播角色合一等,其"身教"观高度重视传播者的作用。     

小众传播与新媒介文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媒体的出现,当今一个传播形式的新特点就是,由传统的“大众传播”向“小众传播”转移深入,同时也就产生了与以往媒介文化有所不同的新媒介文化。对于当前的新媒介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机制极其规律的探索,必将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论语》与跨文化交际

学界认为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然而 ,若从跨文化交际的两个基本内容 :文化本质的研究及人们交际行为的研究来看 ,则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代表作《论语》已具备之。《论语》不仅就现代跨文化交际学提出的文化差异性、交际差异性、交际和谐性进行了探讨。同时 ,孔子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宗旨也与现代跨文化交际学相似。在这一意义上 ,《论语》可称得上是“跨文化交际学”的雏形 ,孔子则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先驱倡导者     

从《论语》解读孔子的传播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论语》,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孔子丰富的传播思想,内容涉及:传播与政治、伦理、人际关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传者修养,传播与反馈,传者与受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论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如何选择自身的文化身份会对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产生重要的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并不要求交际一方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以迁就另一方,而是要在确立本民族文化地位和特征的前提下,通过交际手段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身份。     

关联-顺应模式与跨文化交际中的委婉语解读

委婉语的使用过程就是说话人寻求关联语境，进行动态顺应的过程。说话人的关联假设决定话语方式的选择。借鉴语用研究者所提出的关联-顺应模式，在这一框架下对委婉语进行探讨研究有助于理解和使用自然语言。     

“忠孝礼义”研究的价值与传播问题

儒学的当代性研究必须着重于当代转换、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忠孝礼义”是儒学中既有理性色彩又最具操作性的儒家思想范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发掘和传播其价值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义理上正确处理好“忠孝礼义”的历史还原和当代转换问题,是推行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而创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是继承和发扬儒学积极精神的有效保证。     

论孔子的仁礼合一说

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基本范畴,仁礼关系是孔子学说的基本关系.在传统礼乐文化中发现仁,复引仁入礼,以礼释仁,赋予礼乐文化以真实意义与内在价值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创建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在这一思想系统中,礼是孔子对传统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辟;仁是内在原则,礼是外在规范;仁是绝对的,礼是相对的;仁是常道,礼是变道.从纵向上讲,孔子的仁礼合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合一;从横向上说,仁礼合一是内在原则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合一.宋明儒者视礼为理,乾嘉学者以礼代理,都使礼由相对变为绝对,从而使礼由陶冶人性情的缘饰品变而为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是孔子开出的儒学发展的正途.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确定了两个前提: 传播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这种传播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政治传播者需要具备四方面素养: 智慧、思想、风格、知识。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政治传播者要具有持久的政治传播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成功或失败所左右。传播目的正当,手段也必须正当。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仁之方冶的形成基础与仁的“ 生命冶内核

虽然,孔子"仁之方"的形成需要普遍意义的仁作为基础,但是,在仁心促成"为仁之方"的过程中则需要多种因素的参与。同时,仁心发动本身也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虽然以道德情感的形式出现,但如果寻找这些情感的来源就会发现它们与"德性生命"紧密相关。因此,这种特殊意义的"生命"不仅可以作为"仁之方"形成的最终保证,也构成了仁的基本内核。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晚清同文馆

本文运用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分析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外语及西学教育机构——同文馆,通过对同文馆一案中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环境和传播效果诸因素的分析,透视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救亡图存的努力,总结中国文化在当时中西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主动性,并揭示其对今天跨文化交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