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互补性

语言不可译性以语言独特性为前提，蕴含着对语言与语言共同体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特质等因素之间对应关系的认同。对可译性的主张是以否定上述对应关系为前提，实际上是对不可译性的存在前提的忽略与回避。不可译性与可译性之间表面的对立所遮蔽的是二者对语言不同层面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互补性

语言不可译性以语言独特性为前提,蕴含着对语言与语言共同体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特质等因素之间对应关系的认同。对可译性的主张是以否定上述对应关系为前提,实际上是对不可译性的存在前提的忽略与回避。不可译性与可译性之间表面的对立所遮蔽的是二者对语言不同层面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     

从洪堡特的语言观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可译性与否受到包括语言、心理、文化以及翻译方法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从语言的层面来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本文在分析洪堡特语言观的基础上阐述了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问题。分析洪堡特的观点使我们对语言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可译性(或不可译性)这一翻译观的理解。于是在把对语言的认识与对翻译观(可译或不可译的观点)的理解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例证,本文得出结论———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也不能片面地认为哪一种观点更合理。事实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两者。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     

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兼评卡特福特的可译性理论

文章主要讨论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并对卡特福特关于文化不可译性最终将由语言不可译性来解释的倾向提出了异议。通过定量分析英语谜语汉译后的可猜测程度,提出了区分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必要性,以及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试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一对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它们虽对立却统一,因为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本,它们都体现着语言的基本功能,它们是可以变化发展的.     

从“现实-认知-语言”模式看翻译中的可译性与可译度

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直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争论的话题。本文运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结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模式及其所内含的滤减现象，重新分析和论述了可译性和可译度问题。笔者认为：可译性是绝对存在的．语言与语言之间可以互译，只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可译度，受语言、文化、历史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信息和意义在语言与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对等移译。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个语言学的视角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翻译界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本文在基于语言是可译的这个前提之下,借助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在理论上作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论述与总结,从而揭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再探

本文通过设计理论图形来阐述可译性、不可译性、可译度等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同时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探索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所以存在的理论依据——同构及其相对性原理,并揭示该原理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体现,从而证明可译度的提高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中可行。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解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从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否定的角度,针对文本是否存在＂终极意义＂,借鉴当代文化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和解释学的一些理论,结合翻译研究中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结果,探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提出了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体,是语言之间共性和个性的体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使得同一原作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从而给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看待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新的视角。     

试析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从汉英音韵差异角度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隐喻在这两种语言的转换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译。文章从汉英音韵差异的角度，从隐喻的音韵美感、双关隐喻以及隐喻拟声词的翻译探讨了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     

可译性问题的新视点：语言共性论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语言共性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可译性边一问题。首先介绍了生成语法学派的强势语言共性论的主要观点，涉及了先验与经验、语言与思维等问题，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采取先验性的进路，而非经验主义的进路，而且，人类语言和思维上的共性成为语际间实现可译的必要基础。然后，以强势语言共性论的观点，尤其运用其最新的发展阶段——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MP)的思想，对可译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论证翻译是可行的，不可译是相对的。     

NSM理论视域下可译性的认知解读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由来已久,不少学者研究到底可译还是不可译,而探究为什么可译的则较少。本文基于NSM理论分析可译性的认知基础,认为语义原词使得语言与语言之间相互理解成为可能。     

所指的差异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一直是翻译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指出,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任意的,所指也是任意的,所指的任意性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用以建构概念系统的手段,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外部世界任意划分的结果.这一语言的基本属性就决定了不同语言之间语言符号的所指的差异,并导致不同语言符号转换的困难,进而成为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制因素.为克服所指差异造成的可译性限度,人们在翻译实践中运用音译、解释等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而全球化导致的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的加深,促进了不同语言之间所指系统的趋同,从而在客观上将逐渐消解可译性的限度.     

文化因素对语言可译性限度的影响

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然而,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在渊源方面存在的差异又使可译性存在一定的限度。本文作者认为,这种可译性同语言的功能和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语言的认识表达功能决定了语言之间的总体可译性,而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了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试析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从汉英语言形态差异角度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隐喻在这两种语言的转换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译。文章仅从汉英语言形态差异的角度，从汉英字、词形态差异，句子以及篇章层面的意合与形合差异入手，探讨了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 :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 ;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 ;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试析语言的任意性和可译性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语言中没有理据。可译性及其限度在译界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语言是可译的,分析语言符号任意性和可译性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在规律,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