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动员结构—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社区营造与更新治理

当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阶段，以公共环境为改造对象的局部更新便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方式，意在唤醒公众意识、凝聚多方力量、赋予城市公民营造生活环境的主体权利。文章对英国、日本和中国社区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共同缔造”理念的树立、景观叙事的构建、自组织培育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等角度探讨顺应当下社会需求的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更新策略。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

新世纪以来,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发展悖论"现象: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增收、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容环境、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公共事务却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中国农村治理危机的实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导致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目前同时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局面,这"三重失灵"是由当前中国农村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私有化改革导致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异质性增加。为了应对农村治理危机,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治理创新,如干部下派驻村担任第一书记,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村官,成功的企业家回乡担任村官等。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人文环境差异极大,不存在"万能药"的农村治理模式。以增加农村基层领导力资源供给为突破口,探索符合各地村庄情况的自主治理形式,是未来中国农村公共事务"良治"的基本取向。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参与——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思考

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小而分散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亦如此.集体行动的达成,一方面需要所在社群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外围组织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而言,一方面要使“马铃薯”式结构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合作参与治理;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外围组织的支持作用.而在当下村民自治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府的外部制度供给,引导、激励农民合作参与治理,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的考察,成功的外部制度供给与实施,解决了农村公共事物受益的普遍性、公平性、参与性以及信任性问题,化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克服了“搭便车”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农民合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治理视野下中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调整

治理理论正在全球风靡,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发生使学者再次把眼光投向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社区发源于社会,与公民联系得最为密切,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无不被政府控制着,民主意识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公民也要走出“政府人”、“单位人”的束缚,实现自我管理。政府对社区的一元管理格局必将被多元主体共管的格局所代替。     

外国人是如何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

所谓社区公共事务,包括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社区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在宏观上,凡是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内,按照属地原则分担到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去组织、协调、运作的公共事务,就属于社区公共事务;在微观上,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体育、社区文化五大方面的资源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传统的社区公共事务。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独立出来的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等也属于社区公共事务。国外社区公共事务的几种治理模式 “社区自治”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主要表现为政府采取间接的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     

“私有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内在机理——以浙江省M村水田治理为例

“私有共治”是产权与治理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是一种具有良性自主治理能力的集体行动模式，通过“公共利益”等公共性元素的存在及作用机制，实现了形态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而达到共益共赢的治理效果。分析传统时期农村水田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个案发现，共同利益、权威主体、自主组织、共享规范是开展“私有共治”集体行动的条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权变机制是形成民间社会自治规则、实现有效自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来，应在吸收传统的“私有共治”的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引导他们通过创造条件、创设制度、创建机制等开展自主治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国内城市社区研究的核心争论与学术热点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推动了社区研究的蓬勃发展。整体而言，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主要围绕社区的本体定位、共同体迷思、模式与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别比较、社区逻辑和社区方法等核心争论展开。文章选取了2015—2020年“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中以“城市社区研究”为主题的54篇转载文章，就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进行文本和学理化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城市社区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重复性的问题，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理论增量上有待进一步规范和深化。面向未来，混合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有助于探寻社区研究中的因果机制，而比较社区研究、社会发展与社区能力或许为城市社区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博弈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区治理的发展。为此,文章拟在通过分析社区自治中三个主体——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方面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