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技能、健康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培训、外出务工年限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要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迫切需要加强劳动法律建设和劳动监察,提高女性农民工的技能和健康水平。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及其检验——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福建省福泉厦漳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能、健康、外出务工年限、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有显著影响,教育、组织化、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权利意识,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福建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技能、外出务工年限、健康状况、是否了解劳动合同相关法律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劳动合同签订影响显著,而性别、教育、组织化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要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需加强劳动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法律法规宣传与教育,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研究——基于河南省商丘地区样本的计量分析

以2006 年河南省商丘地区的840户农民家庭的调查样本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探讨农民务工收入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务工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地区类型和外出方式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年龄、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外出从业经验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则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应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并由政府部门及时向农民工发布用工供需信息。     

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培训、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意愿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是否加入工会、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重视对女性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她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城乡间流动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受到了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用人单位所在行业以及用人单位性质均会对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一,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二,加强对特定行业和单位运作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三,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和制度的引导与规制作用;四,加大对农民工的宣传,增强其维权意识和能力。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珠三角9市2072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等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农民工的健康和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两个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培训、组织化、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维权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通过相关的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在私营和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其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并且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也将显著上升。而就业的行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

依据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收入和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就业倾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教育、培训、技术等级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务工时间2年以上、接受一般培训或者具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比相应对照组农民工的收入高出20%、9.30%、11.49%和7.60%;教育、培训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技术等级或者接受培训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相对应参照组进城务工人员的发生比的2倍左右。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并运用logistics模型,分析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个体差异研究——基于1613个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1613个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总体上偏低,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外出务工时间和不同政府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且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随之提高;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无显著的个体差异。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