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证明:除了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外,制度和文化是影响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民族习惯是在本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又随着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演进并形成习惯法.习惯法在国家法形成中有着"助推器"的功能,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从国家法系中剥离脱落并扩散为民族习惯法文化,鄂伦春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论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的适用

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的适用体现了我国民族地区司法国情的特殊性、司法的文化内涵与和谐社会的法治要求,有其必要性。民族习惯法适用于民事司法存在体制保障的缺失、对民族习惯法缺乏必要的调查和汇编、民族地区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有待加强等方面的困境。民族地区应该通过建立善良民族习惯法的认定标准、整理和汇编民族习惯法民事司法适用案例、加强对民族地区民众利用民族习惯法的引导、培育民族地区法官自觉运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理念等方面的措施,以为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提供保障。     

藏族与周边民族习惯法比较

藏民族有着独特的习惯法文化,其形成与周边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本文通过比较藏族、汉族、蒙古族、羌族、彝族等民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分析我国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异同,研究其内在价值以为现代法治之参考.     

民族习惯法的双向困境及其程序破解——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在法制统一原则下,我国民族习惯法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进,它面临着国家法在价值、规范与运行机制上的挤压；退,它又遭到民族地区多层次与多元社会均衡或软或硬的抵抗.只有重新解读法制统一原则,将法制统一原则拆解为实体法制统一与程序法制统一两个层次,以程序法制统一先行实体法制紧跟的策略,对现有司法程序进行局部适当调整,才能在保障国家法律与政治上的控制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法制统一与民族习惯法均衡有序演化的双重需要,进而真正从制度层面以极小成本解决民族习惯法的问题.     

论民族与阶级

本文通过民族与阶级概念的界定,指出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此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资本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问题.     

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习惯法适用分析

民族地区法制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习惯法的适用。要充分发挥习惯法的积极作用,剔除其负面影响,必须在促进国家法与习惯法相融合的基础上加强应用研究,明确法制建设过程中习惯法的适用原则、适用条件及适用方式。     

论政府行为对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关系的契合

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内容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契合二者关系是国家法必须下到民间成为人们新的习惯，习惯法的合理因子必须有法的效力。充分发挥政府行为优势，在政府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中坚持法治行政、人本行政，可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契合，改变民族地区一些地方存在的国家法靠不上、习惯法不让靠的“礼崩乐坏”现象。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探析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成果,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少数民族的大量实例可以看出,法由禁忌、习俗发展到习惯再到习惯法进而上升为国家制定法的演变运行过程,也从少数民族习惯法称谓、观念、规范、行为、实物形态等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当今社会法律体系中的碰撞与冲突、二者相互为用的现实可行性。     

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证成与实现

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的差异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证成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具有实行“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可作为限制入罪的重要参照,并通过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得以实现。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中国、民族与国民团结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和反思中国的民族政策,提出强化国家意识和促进民族交融的一些看法。本文以人类学的视野分析一些主要的论述,尝试从中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所讨论的内容包括民族与族群的概念、国家与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以及国民团结与国家统一。在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时应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特殊政治因素。目前,中国民族政策的优势应该保留,尤其是所赋予的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优惠政策则可调整。本文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即不要在行政上刻意加强民族意识。至于民族与国家统一,重点是在于如何使国民都乐意归属于国家,而且可以以各自的文化来表达这种国民归属。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国家应有适当的族群事务管理,要看重各民族的民族荣誉和尊严。     

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东南亚现代南岛语系诸民族的形成

从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就在中国南方地区。具体地说,今天的南岛语民族包括了发源于中国西南和中国东南两个地区的两大群体。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南岛语民族的先民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从中国南部迁入东南亚地区的,但许多证据表明,今天东南亚地区的南岛语系诸民族主要是由两大批体质特征不尽相同的群体先后迁入当地并继续相互混合以后发展形成的。     

论习惯法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习惯法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惯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我国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民族成员之间的和睦团结及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习惯法中也存在着一些阻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消极因素。因此,我们应当科学地看待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造、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和优秀成分,充分发挥其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     

民族过程中的同化与认同

民族之间的相互同化与民族内部成员的彼此认同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民族现象。前者与民族一体化、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乃至因民族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民族问题密不可分;而后者则和民族感情、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乃至民族识别、民族政策、民族立法密切相关。民族同化与民族认同之间不仅有联系,还有区别,有时甚至是相互背离的。同化与认同的不协调、不同步甚至相背离,是导致民族问题相互矛盾又并行不悖的症结所在,充分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民族地区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在法治社会中树立法治权威的必备要素,也是促进提升社会管理效能的优质资源。司法公信力不足在制度架构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不合理有关,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对于司法理念与法律适用的调试需求。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长远规划来看,应当在维护法制统一,保证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得到普遍适用和严格执行的基础上,重视民族习惯法在司法中的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顾及关乎民族群众心理情感,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民族习惯。通过创新与落实司法为民理念,提升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司法公信力。     

论欠发达民族地区公安机关下放部分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权

由于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权益保障越来越充分,导致欠发达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在不同程度地复苏。习惯法的内容主要由风俗习惯构成。某些欠发达民族地区民众的风俗习惯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有轻微不适应。当地民众钟情于乡镇司法所调解和村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这些地区的公安机关应该下放部分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权。     

民族教育政策与民族教育法的关系

民族教育政策和民族教育法都是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手段,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面。但从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来看,应更加重视民族教育法的作用,加强民族教育法制建设。首先,这是从民族教育曲折发展历程中得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次,这是由民族教育发展的落后现状决定的;再次,这是民族教育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所需要的。     

冲突与互动--论中国古代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关系

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在处理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时颇有建树,使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经历了从冲突到互动的过程,为今天的民族法制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也是一个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与民族认同总是伴随而生.民族认同的极端化极容易演化成民族分离主义.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文化与亚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对关系对防止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俄民族习俗礼仪之比较

对外交往能否顺利成功进行,取决于交往者能否准确掌握和运用对方的礼仪。两国在交流中,相互了解对方的民族习惯和交往礼仪,能避免相互的矛盾冲突,使交往在有礼有节中顺利进行。因此,深入了解和准确掌握各国习俗和礼仪非常重要。本文主要就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习俗在人生价值观、等级观念、男女社会地位以及交往礼仪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以期能更好地促进中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