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政策建构及演化逻辑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主战略。文章从政策情境、政策诉求、政策问题界定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建构的逻辑关系及演化机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与贫弱失能人群叠加,共同形塑了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境。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有着不同的政策诉求。对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人群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形成规范化机制,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可被视为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实质。     

英国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机制研究

英国是欧美发达国家单一集权财政体制的典型代表,法律、财政、绩效评估在其国家管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各级政府的事权或职能划分有法律上的明文界定,影响政府的权力运作需通过颁布法令或修法施行;政府间转移支付有较为稳定而清晰的计算方式,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度较高,这样的机制减少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必要的争议。中央政府根据事权与支出责任绩效评估结果对地方进行奖惩,发挥了财政在管理国家中的杠杆作用。英国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这种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对中国正在推行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技术能否实现治理——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精准扶贫实践中技术治理的价值不断被强调,对其在精准扶贫的治理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加以考察。 文章从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的实践背景出发,研究技术治理在精准扶贫中的实现条件、治理限度以及完善对策。 结果发现,尽管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带来了扶贫生产力、发挥了明确真扶贫目的、充分挖掘扶贫信息资源、推动整体系统化扶贫以及助推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等效用,但是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 未来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资金供给,技术层面的技术平台打造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及社会层面的弘扬人本主义和助推多元参与来实现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后精准扶贫时期国贫县政府扶贫成效巩固研究——以2018年100个贫困县为例

伴随着众多贫困县的脱贫摘帽,中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后期。后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心由重点扶贫转向重点巩固拓展扶贫攻坚成果、预防返贫和乡村振兴。能否有效预防返贫关键取决于能否巩固扶贫成效。换而言之,扶贫成效的高低及其巩固程度如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贫困县政府的预防返贫能力和成效。以2018年100个贫困县相关数据为例,采用标准离差法,对贫困县扶贫成效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测量,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贫困县扶贫成效存在差异。它表明各地区、各省的扶贫成效巩固任务轻重不一、压力大小不同,也反映各地区、各省的预防返贫能力和成效的差异。因此,科学有效地巩固扶贫成效,提升预防返贫能力,拓展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后期的政府中心工作。这不仅需要各地方政府同中央齐心协力,也需要各地方政府与民众齐同努力,共同克服疫情后的各种困难,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良好衔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新耦合治理：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的双重推进

党建与扶贫需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及基层的共识。基于湘西茶乡的个案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和基层党建之间相互嵌套所形成的治理机制蕴含着不同于既有理论的新模式。通过强化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输入以及“党支部+合作社”的基层实践策略,基层在扶贫领域形成了政党主导式扶贫,在党建领域建构了实践型党建,两者之间产生双向再生产的新型耦合秩序。相对于“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这种新型耦合秩序在宏观层面更契合“政党—国家”的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更符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日常工作实际。从农村基层治理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讲,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之间的新型耦合秩序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结构,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之一。     

贫困地区健康扶贫绩效评价研究——来自全国5省调查分析

健康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中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战略举措,健康扶贫绩效研究对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2019年在我国5省份进行的"精准健康扶贫与人口发展"专项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从客观医疗支出和健康状况及主观健康扶贫的效果感知两个层面对健康扶贫的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提高健康扶贫项目绩效提出合理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健康扶贫政策能有效降低贫困户的医疗费用,贫困户人均医疗支出占比为15.42%,比非贫困户低2.65个百分点;第二,贫困户的患病人数占比没有因健康扶贫政策下降;第三,农户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认同度较高,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医疗卫生的认同度均为2.48,对改善健康状况及健康扶贫政策的认同度一般,均在2.1左右。本文建议应该加大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和政策倾斜力度;加强精准识别与救治,重视以预防为主的健康干预关口前移;拓展健康扶贫内涵,提高健康扶贫实效。     

我国政府扶贫机制再造研究

目前我国政府在农村的扶贫效率日渐低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扶贫体制的组织效率低下。为了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的扶贫机制,以提高政府扶贫效率,本文在考虑了各种实际情况下,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扶贫制度进行了重新设计。文章认为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并且其绩效考核的标准不仅包括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还应包括其他变量(如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环境等),同时在扶贫资金的拨付上,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以应对由于生命周期的缘故而导致的地方政府不合作行为。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研究——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是汇集社会扶贫资源,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第三部门机制互补优势,推进精准扶贫实施的有效载体。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政府扶贫主体、非政府扶贫主体和帮扶对象三大参与方基于“表达权”、“契约”和“客户权力”等责任关系链接的互动过程,因而,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适宜采取政府主导复合型构建思路。该平台应围绕精准扶贫的四个核心环节,构建四个功能模块,并采取代理服务、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三大服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2007—2016年31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尼系数、面板数据模型、低保减贫指数测度等方法，借助GIS技术，探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支出的基尼指数总体下降，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支出的公平性不断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减贫效应空间格局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次高等级区和高等级区向西部扩散，低等级区向中部地区收缩，呈现“中部塌陷”特征；城镇化率、人均GDP、社保和就业占财政支出比重、财政收入等影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减贫效应，但同一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为此，应坚持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减贫效应的区域均衡性。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