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GDP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劳动力投入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1     

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1999-2014年中国农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中国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FDI对农业TFP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FDI不仅能促进本地区TFP提升,还能促进相邻地区TFP提升;FDI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改进都具有抑制作用;FDI对本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门槛效应分析

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验证分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对邻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空间距离衰减边界，即300千米之内为正向溢出，300千米之外空间溢出系数值下降，省界对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消除数字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数字技术的辐射带动、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碳减排成为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基于中国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碳减排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也有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地区较弱。因此聚焦技术创新,完善政府市场的协调机制,因地制宜地发挥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碳减排新思路,以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增长。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变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给高技术产业智能化升级创造了机会。高技术产业通过智能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其出口竞争力。本文基于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数字化环境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中数字化环境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数字化投入的地理邻接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因此,长江经济带应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数字化投入的辐射带动作用。     

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显著增加地区经济韧性,且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显示,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人力资本的正向调节;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数值时才能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增强作用具有溢出效应,技术创新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也对临近地区的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建议促进经济韧性发展,从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着手,激发经济活力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省级科技人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分析

为分析省级科技人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的空间影响机制,本文以31个省(区、市)2005—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统计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为支撑,构建了空间计量分析模型.模型结果表明,在地理相邻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下,省级科技人才集聚呈现空间特征,省级出台的以人才激励、科研管理、人才服务、自主研发为主的人才政策对省内科技人才集聚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对人才和科技关注度增大也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才激励、人才服务政策的区域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本地人才激励政策、服务政策强度越大越不利于周边省(区、市)科技人才集聚;科研管理政策区域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自主研发政策区域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整体而言,邻近省级科技人才政策水平对本地区人才集聚的吸引作用大于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提高省级科技人才政策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绿色信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计算我国省域绿色发展效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绿色发展效率呈现空间聚集特征，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绿色发展能够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绿色信贷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提高绿色信贷规模与质量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因此，发挥高效率地区溢出作用与示范效用，鼓励金融机构扩大绿色信贷规模，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有利于绿色环保产业资本形成，进而推进我国高效率绿色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厘清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全国层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中部直接效应最大,东部间接效应最大。据此,本文提出健全金融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体系、强化人才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发展和加强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经济推动零售经济转型升级的机制分析

基于全国30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与零售业水平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两者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数字经济对零售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数字经济对传统零售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线性抑制作用与负向的空间溢出性,两者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零售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性,并且邻近地区社会环境的改善对本地零售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的交流合作,完善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度推进数字经济的普及,促进数字经济与零售业的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能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省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构建空间误差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区域内和相邻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够显著，而数字化程度与工业绿色发展联系紧密。因此，提出应加强省域之间绿色技术和人才的空间流动，充分发展和利用数字金融，推动数字化技术与工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空间分异

基于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揭示了不同省域之间的共富效应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边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信贷融资渠道、缩小产业间收入差距,显著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来提升农民共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共富效应明显好于使用深度,且乡村产业融合功能越广,其带来的共富效应也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在区域层面也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东部和西部地区偏高而中部地区偏低以及南方高、北方低的分布特征;随着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的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且存在450公里的地理空间边界。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