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学术界对法律观念的新诠释

本文介绍西方现代学术界在诠释法律观念上出现的一种新的流派，即“多元文化平衡说”。这一学派从西方传统文化背景考察，认为法律应在和谐有序的文化氛围中产生，法律活动应该是一种多维的、全方位的现象，他们把西方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归咎为西方文化失衡的结果。本文为法理研究工作者提供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     

论古希伯来犹太上帝文化及其影响

从世界化史的角度出发,对为世界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古代希伯来犹太上帝化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古希伯来犹太上帝化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民族特性有密切关系,由此形成特有的契约观念。对古代希腊、罗马化,特别是对基督教化、对近代西方化观念、对伊斯兰教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思想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沈从文小说中的僧侣形象分析

沈从文小说中的僧侣形象,向我们展示了湘西人的宗教意识及其变化:“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为湘西人观念中的神提供了生存条件;然而宗教却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湘西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生活和对传入湘西的西方宗教的反感与蔑视,是湘西人宗教意识历史性变化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圣俗之间：甘地宗教哲学的特征

甘地追求政治宗教化、神圣化,同时强调宗教的实际效用;用现代“理性”观念为传统宗教“祛魅”,又虔诚地坚持有神论信仰;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印度文化发展的“因子”,又对本土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甘地的宗教哲学脱胎于印度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又迥异于当时印度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独特的宗教哲学,是印度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成功典范.     

自然法、宗教与西方法治的文化论解释

伯尔曼在承继“自然法”学说传统的基础上为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化论解释。他将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归结为中世纪的教皇革命，凭藉教会法对罗马法的整理和阐扬，宗教的信仰支持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宗教与世俗权威的分化，为确立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才在信仰的基础上开启了近代西方法治传统，而他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由信仰危机引发的法治传统危机的讨论更加发人深省。     

论权利义务观念的形成动因

现代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观念,其最早形成于奴隶制时代。其形成的基本动因有: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 是权利义务观念获得制度形式的物质力量;奴隶政治制度的形成是权利义务观念形成的政治力量;西方伦理文明与道德 文化的传播与扩大是权利义务观念形成与发展的批判力量;宗教推动是权利义务观念形成的精神力量。     

“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费孝通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讨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来分析传统中国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     

“信仰”与“境界”——“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精神再认识

“以美育代宗教”命题中包含着对信仰问题的深切关注，只不过在蔡元培看来，信仰所指向的对象并非现实世界之外的超绝世界，而是本身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互为表里的世界。蔡元培的这一观念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从本质上说乃是渴望在人心中建构起一种高远的“境界”；但是，与传统境界论所倡导的回归心性本根的思路不同，蔡元培依托于康德、席勒的观念，提出要以审美为中介、以完善人性的恢复为基础来实现现象与实体的融合，其中彰显的乃是以席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人性哲学精神。心性哲学与人性哲学之间天然的异质性，使得蔡元培的信仰观念充满了矛盾，但即使是这样，“以美育代宗教”命题对中国特色的现代信仰建构以及“境界美育”观念的形成依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代美育理论建设理应从中获得启发。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文章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为主要对象,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概念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释义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至清末修律为止 ,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 ,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 ,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 ,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在客观上 ,传统法律文化又表现为法典编纂和皇帝诏敕及案例并为法之渊源 ,制定法与判例法互用 ,国家法与习惯法并存 ;在司法上 ,重刑轻民 ,程序法不发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 ,显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1 中国社会宗法家族制度是法产生的基础 ,而西方形成个人本位、法律与伦理相分离的渊源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色彩浓郁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是在宗教精神的笼罩下发展起来的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集体为本位 ,西方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基本理念 ;4 中国古代法等级观念渗透始终 ,而西方法平等观一以贯之 ;5 中国法律文化是混合法 ,并代表了现今法律文化的趋同倾向。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宗教对法律的启示

法律和宗教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规范。宗教对法律的启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宗教既有现实的一面,又有虚拟的一面,正因为宗教有虚拟的成份,才构成了信仰的基础;法律也应该包含虚拟的成份,不能只停留在现实层面的说教上。二是宗教非常强调程序形式和程序活动,正因为宗教对程序的推崇,才树立了宗教的权威;法律也应该强调程序形式和程序活动,通过强调法律程序来建立法律权威。三是宗教强调一种精神,正因为宗教对精神的景仰,才使得宗教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法律也应该倡导一种精神,唯其如此,共同的法律价值观才能建立,法治才会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契合·冲突·和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历史轨迹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远古时代,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展开;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不断冲突,法律理性从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迫使两者重新融合,并达到全新和谐,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推动法治进程。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及其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研究现阶段我国宗教问题及其规律提供了思维的坐标。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使我们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的根源 ,不能全面地界定宗教的本质 ,不能正确地评价宗教的功能和作用 ;不能科学地预见宗教的消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主要问题是 :宗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和发展问题 ;如何认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如何对待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基本规律是 :宗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规律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影响宗教发展的规律 ,依法加强对宗教的管理、保证宗教健康发展的规律     

中亚反恐法律及其评析

中亚国家效仿世界各国的恐怖危机处理模式,形成了体系完整、及时高效的刑法、反恐法和单行法并举的反恐法律网络。在国家宪法、刑法和宗教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规定了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各种行为、非法宗教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禁止方式,在国家实体法律中构造了反恐法律的体系。鉴于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危害,中亚国家以独立立法形式颁布了专门的反恐法律,从实体和程序上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罚的有关问题。反恐法具有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高度统一性、极端主义在法律上的定位、国际反恐公约的内容被国内化等特点。     

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儒教

由《王制》的法律原则，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的一脉相承，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儒者看来，它们的宗教礼仪，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礼仪。这一点同古代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犹太教的《旧约》等宗教法典，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具有影响力的法律著作体现的法律思想大体是一致的。因此，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王制》篇从一个侧面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     

积极引导新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民族、宗教无小事。宗教问题关系到新疆社会的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新疆应该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使宗教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努力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新疆经济的发展多作贡献,积极引导新疆宗教沿着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发展。     

论国际能源法的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法的兴起,是国际法发展的新突破。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上对于构建和谐国际能源秩序的需求日益强烈,国际能源法在发展速度上明显加快,并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能源法的核心理念之一,为其发展注入强大驱动力。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出现融合趋势,相互促进。此外,国际能源组织对于国际能源法的推动力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态势。国际能源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实体也正成为推进全球能源合作、促进国际能源法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论我国农业法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我国法学界对农业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如"农业法"的命名、定义、调整对象、法律地位等的认识一直很模糊,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法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农业法"命名之乱象不利于我国农业法的完善和发展,从命名的科学性、准确性、习惯性考虑应当将其统一命名为"农业法";广义农业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干预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农业法已具有有别于民商法、经济法的特定的调整对象;我国农业法不是产业法,它必定也应当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