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时代妈祖接触考

在北宋宣和年间,以路允迪为首的宋朝使团来到了高丽国,向高丽人谈到了妈祖信仰.到了高丽末期,高丽人对妈祖的信仰变得更为积极.郑梦周、李崇仁、权近、朴宜中等高丽使臣们渡过渤海湾,找到了在北方最早被分派的沙门岛天妃庙,在那儿向妈祖神致祭或是留下了吟咏妈祖信仰之灵验的作品,可以作为在高丽末期妈祖信仰曾流传过的一个很好的证据.而当时往来渤海湾的高丽渔民曾非常虔诚地信奉妈祖.     

略论宋代铜钱外流高丽问题

以北宋徽宗崇宁年间为界,宋钱外流高丽的状况和方式,分为两个阶段。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界,宋朝针对铜钱外流高丽的禁令分前后两个阶段。宋钱流入高丽使高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使高丽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中,成为东亚货币体系中的一员。宋钱外流,客观上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赋予了东亚世界经济的特征。     

渤海使臣使日与日本宫廷的外交礼仪

渤海使臣出使日本期间,日本接待渤海使臣的外交礼仪体现在接待的准备工作、活动安排、参观宫廷的体娱乐活动、日皇接见、御宴、诗唱酬答、互赠国书、信物等外交活动中。从渤海使臣出使日本所见日本的外交礼仪具有如下特点：日本在公元八世纪已设置专门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使臣,同时设立负责翻译的专职人员。接待国外的使有不同的接待规格。渤海使臣使日期间,除有应酬唱答的化交流活动外,还进行商贸交易等活动,从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了解,增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宋朝高丽观中的战略安全意识

10至13世纪,东亚大陆两大鼎立政权宋辽、宋金先后与高丽结成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外交关系。这种彼此交织、相互制约的国际关系格局催生了宋朝高丽观中的战略安全意识,它不仅与宋朝自身实力的兴衰息息相关,也是东亚地区秩序重建的一个反应。     

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

“东联高丽”战略是贯穿于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其实质在于联合与辽有矛盾且居于辽国侧背的高丽,以应对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变化,抗御宿敌契丹,收复燕云,解除北方的威胁。“联丽制辽”战略的真正实施是在宋神宗朝。宋朝的“联丽制辽”战略,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因应现实的比较高明的战略对策,但除了王安石变法时期外,其在联盟战略的实施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从“东联高丽”战略到“联金灭辽”战略的发展与嬗变,是宋朝因应复杂的内外形势的产物。     

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

高丽中期儒学中重视心性学的倾向首先是在私学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其次,在宋与高丽使臣、儒生的交流中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高丽中期的儒生和官僚阶层对北宋新儒学重视心性学的学术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再者,这种重视心性学的倾向在宫廷举行的经典著作讲论中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高丽中期出现的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在韩国儒学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韩国的蒙古学研究概述

一、韩国与蒙古之关系依据《高丽史》记载,公元995年高丽国曾派10名留学生到契丹学习蒙古语。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韩国与蒙古族间最早交流的史实,由此至1995年,韩蒙间文化交流已愈千年之久。高丽神宗时,铁木真率军征服了周边的诸多部族,且形成统一体,其势更强。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此后,他率部征服了亚欧大陆的诸多国家,并建立了大蒙古帝国。如此强悍的蒙古帝国也涉足高丽,蒙古使臣著古与被暗杀成为直接导火索,蒙古大将军撒礼塔于高宗十八年(1231)进行了第一次入侵,由此开始,蒙古…     

高丽文人笔下的陶渊明形象

宋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获得了很大的提高。随着高丽与中国交往的频繁,以李奎报、李仁老等为代表的高丽文人一时掀起了慕陶、论陶的热潮。高丽文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偏好对陶渊明及其作品进行了整合式的衍生性解读,突出了陶渊明高洁儒雅的形象,高丽文人笔下的“归去来”和“武陵桃源”情绪得到了抒发和张扬。     

二十世纪以来辽宋交聘使节研究综述

辽宋关系是十至十二世纪东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辽宋交聘也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二十世纪以来,学界主要围绕辽宋双方的使节类型、职责、人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以便对辽宋交聘中使节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探究。     

靖康建炎前后宋朝赴金使节述论

靖康、建炎前后宋朝向金派出了大批使节。这些宋使不畏金人的威逼利诱,坚守民族气节,维护了民族尊严。同时,他们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向女真族传播了儒家思想,从而为促进女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

解析宋代朝贡贸易中回赐的构成,可以清楚地了解贡赐双方的得失和态度.朝贡国可以获得贡物折价和贡物折价以外的加赐、国王(或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特别赐予,说明宋朝在贡赐贸易中仍是厚往薄来的.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     

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

辽道宗、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严重,狂风沙暴天气增多.所有这些,除正史文献有少量记述外,此间使辽的北宋使臣在其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均有较多的形象描述.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或可拓展一条研究辽代环境史的新路径.     

宋文帝遣使与元嘉之治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遣使频繁,其遣使类别因遣使目的不同可分为遣使巡行、遣使赈灾、遣使案狱、遣使慰问和遣使交聘。宋文帝也正是通过遣使从而了解了国情、澄清了吏治、赈恤了灾荒、稳定了社会、繁荣了文化、发展了外交,最终促成了盛名于史的元嘉之治。     

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

宋朝通过内外使节、间谍、商人、僧侣、边境居民、境外人员及归正人、归明人等搜集境外信息,形成了稳定多样的信息搜集途径及外交机构到沿边机构、市舶司负责信息搜集的稳定做法。既重视境外军情政情的搜集,也获取诸国道里方位、山川形势、风俗物产等一般信息,特别注重与本国安全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搜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宋朝通过商人和境外使节获得的南海诸国信息较前代大为丰富,扩展了对境外世界的认识。     

普陀山高丽道头遗址重现

唐宋以来大批高丽使者、商贾、佛教信徙来访中国途中,在普陀山高丽道头一带候风,并登岸前往宝陀寺祈祷航海平安。为寻找高丽道头遗址,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进行4个多月调查,认定遗址在普陀山西南司基湾。这里明代以前是一大海湾,历代相继修筑了5条海塘,遂成陆地。古高丽道头位于“司基湾”北端观音洞下,后来筑塘时被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