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析古典诗学之“神”——以“入神”说为例

在“神”这一古典哲学范畴长时间的浸染、渗透下，古典诗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入神”说，这反映了诗坛审美观念的转变。严羽“入神”说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尤其注重对杜甫诗学和司空图诗学的兼收并蓄，并强调了直觉妙“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心物融合的“入神”状态，诗人才能有诗“悟”与“兴趣”，诗才能达到古典诗学追求的艺术至境。     

沉郁顿挫与钟嵘《诗品》

＂沉郁顿挫＂是＂杜诗学＂论及率颇高的一个词汇。沉郁顿挫是《诗》、《骚》之传统。钟嵘《诗品》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论诗之旨，而杜甫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于沉郁顿挫都情有独系，因此，研究杜诗不能不考虑《诗品》和杜甫诗学在这一诗歌美学境界上的密切关联。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苏轼对杜甫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诗学是杜甫诗学的延伸和发展。杜甫诗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杜甫创造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又将它积极地付诸实践。从创作上看,杜甫的诗歌涵盖了宽广的门类,而其根本原因是唐代生活的丰富性。唐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宽广的视域和众多的创作题材。苏轼是生活在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中国诗人。苏轼在继承杜甫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其显著特点是与文章学理论紧密相连。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当时中国享有东方文艺复兴的盛誉。在此大背景之下,苏轼诗歌所涵盖的门类更为宽广,以至于到了诗歌题材寻常化的地步。在西方大诗人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与杜甫和苏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歌寻常化的动力因,即苏轼宗教观的巨大包容性。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杜甫诗的历史见证品格及其审美分析

杜甫是一位直面大时代沉落的大诗人。时代的沉落和他的诚实刚毅的诗品发生碰撞,形成了中国历代诗人的写作中跟自己的时代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诗品。在对大时代沉落的体验和书写的精神联系中,杜甫对中国的诗学贡献了三个关键词,形成了三种诗学的传统:第一个关键词是“诗史思维”,他把诗歌的描写伸进了动荡不安的历史发展的潜流和脉络之中,开创了一个用诗来见证历史的传统。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沉郁顿挫”,他精心地锤炼诗歌的意象和篇章肌理,以泪为珠、以血为碧的苦心,凝思着沉重的生命的呻吟和情感的热力。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性耽佳句”,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呕心沥血地发挥中国语言、语境和诗性的功能。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论巴蜀学者刘咸炘的诗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论巴蜀学者刘咸的诗学思想

刘咸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杜甫“一饭不忘君”试析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可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岐。分岐的焦点,在于杜甫的“忠君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句话,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对杜诗思想内容的定论,当然,也是最大的褒扬。然而,到今天,这却成了评价杜诗分岐的焦点。肖涤非先生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诗人杜甫》)而郭老(沫若)则认为: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