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著述真伪续辨

宋玉著述的真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桩公案。20世纪初期,受疑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宋玉的著述几乎全部被断定为伪作。20世纪末期,随着宋玉散体赋《御赋》的出土,怀疑宋玉散体赋为伪作的推断自然不攻自破,从而使人们对宋玉著述的真伪有了全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传世的19篇宋玉作品中,《报友人书》、《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三篇为伪作,《高唐对》、《郢中对》两篇为《高唐赋》和《对楚王问》的异文,《舞赋》疑为东汉傅毅《舞赋》的摘录;而《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五篇,《文选补遗》所收的《微咏赋》,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共14篇作品,则都确是宋玉所作;而《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所载署名宋玉所撰的《宋玉子》一书当是后人从民间收录的有关宋玉的逸事和言行的著作,其作者不可能是宋玉。     

高屋建瓴 切中肯綮——《读赋献芹》序

赵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内容颇具分量,书名却很谦逊。逵夫考察赋文学的产生与流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读赋献芹》,彰显出逵夫的治学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很重视把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和判断,故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     

楚赋"三徒"中为何宋赋独传千古

司马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将宋玉、唐勒、景差列为一类,然只有宋玉作品能流传千古,为何如此?多年来没人对这一问题作过认真研究,当然更不可能有比较中肯的分析.此次将《文选》中凡录有赋作之作家的赋与文列为对象,以出现于《辞源》中的四字成语(或成词)为统计材料,并将宋玉、司马相如、扬雄之具体数字统计出来,发现宋玉这一数字远高于司马相如和扬雄,也高于《文选》中的所有上述作家.由此得出结论: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赋祖"地位不可动摇!唐勒、景差二人之艺术水平与文学成就,实不能与宋玉相比,二者并不在一个层次.唐勒、景差的赋、文失传,作为先秦文献,必然因素居多;同样,宋玉文章所以能流传千古,也主要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严肃其里,滑稽其表——《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也不是宋玉好色,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这个关键,那么其隐蔽的旨意便能揭示出来.     

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张衡赋的演变

张衡赋的演变李法惠张衡不但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他的一生创作了许多赋和诗，在诗赋两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赋，在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辞赋的发展开出了一个新境界。既有《二京赋》、《南都赋》这类早期创作的叙...     

论汉赋的盛衰演变

汉赋,从立朝到文景之世,还是骚体赋的天下。散体赋在武帝登基前刚开始形成,随后便兴盛起来,取代了骚体,成为赋坛主流。此后到昭宣元成之世,散体大赋发展到全盛阶段。至明章两朝,大赋始成强弩之末,和帝以后衰落下去,逐渐被抒情小赋取代。这一兴盛衰变的过程是同汉帝国国力的消长及汉代儒学正宗统治的强弱相伴随的。汉初的赋是直接继承楚辞的。贾谊的《惜誓》、《服鸟赋》、《吊屈原赋》,东方     

汉赋浅谈

赋是我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它源远流长,作家众多,祖《离骚》而宗两汉,中经魏、晋,下讫唐、宋,繁而不衰。直至今天,人们仍嗜其名篇。但对赋这种文学样式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尤其建国后,对赋持否定态度的人并不少。例如目前我国高校通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谈到赋时,或只泛泛介绍,或只略置微词。总之赋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况已近湮灭,无复取之必要,意义不大,致使今日学文学者对赋茫然。试举几例:“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作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引自游国恩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23页)“汉赋过去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它的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论《玉台新咏》一书的编撰者

《玉台新咏》的成书受着时代文风、政治及编撰人身份的制约。由于武帝———昭明时代文风及政治的作用,东宫不可能为《玉台新咏》提供理想的成书的背景。西府成为“宫体诗”创作、流传和编撰的另一个中心。西府后宫徐妃是编撰《玉台新咏》的第一人,徐陵作序言,由于徐妃品行极其败坏,限制了《玉台新咏》的流传和影响,而不被正史所载。     

论雪莱的"想象的表现"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思想

雪莱是英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毕生反抗黑暗、追求光明。通过对他的著名文论《诗辩》 (ADefenseofPoetry ,182 1)的研究 ,对他的抒情诗《西风颂》 (OdetotheWestWind ,1819)逐段剖析鉴赏 ,以此证明雪莱确立的“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这一文艺理论命题的正确意义。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赤壁赋》的叙述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关系

苏轼被贬黄州时期所写的《赤壁赋》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新境界和文赋一体新高度的代表性作品。本文拟从《赤壁赋》与老庄、禅宗等的关系的角度,探讨其思维方式和叙述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     

和谐礼赞——《夜莺颂》赏析

约翰·济慈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充满着死亡与痛苦的折磨.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使这位天赋异禀的诗人只能寄情于诗歌创作.诗人借助“消极能力”表达了他对生命与自然的热爱.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其创作的《夜莺颂》便产生了一种含糊不定的状态,进而解构了物与我,生与死之间的二元对立.物我合一,生死相融的和谐状态能够使灵魂感受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能够超越时空的束缚使生命得到永生.《夜莺颂》虽是一首暗含强烈死亡意味的作品,但物与我,生与死这些看似对立的生命状态却相互交织融合,谱写了一曲和谐的乐章.     

《爱莲说》的创作地考论及其意蕴

北宋嘉六年(1046)至治平元年(1064),周敦颐任赣州通判,写下了千古名作《爱莲说》。《爱莲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著名诗人黄庭坚来赣州,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赣上食莲有感》诗。赣州市内旧有爱莲池和爱莲书院,纪念周敦颐。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因为《爱莲说》的魅力与影响,该文的创作地居然说法颇多,其实撰于赣州无疑。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诗歌翻译中对艺术形式的再现与译文风格的一致性——评《西风颂》的中译本对呼告修辞格、韵律的处理手法

《西风颂》是英国诗人雪莱最重要的抒情诗之一,其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均堪称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本文旨在分析《西风颂》的三个中译本中对呼告修辞格、韵律的翻译再现,探讨译文与原文的切合度、呼告修辞格,以及韵律等诗歌艺术表现手段的再现与译文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长安“诗意”赋——对“西安城市精神”的一种地域文化学考察

周公"制礼作乐",以文艺作治国宝具,为关中文化的"诗意"提供了"基因".<诗>泰半为陕诗,雄豪、昂扬为其风骨.关中人秦始皇焚<诗>,从反面催生了唐诗.后者是中国南北文化长期融混后,在唐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知识分子积极性空前抬升的条件下,产生的青春中国之歌.其结构为"李杜互补"和"朝野互补".它"定格"为长安及中国文化的"诗意"殿堂.海德格尔"诗意栖居"论,迫使我们重申长安"诗意",以应对市场异化和科技霸局,挺建新世纪的西安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