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

元顺帝时期的罢废科举,体现出以许有壬为代表的儒士集团和以伯颜为代表的蒙古势力在诸多观念上的冲突,大端有四：举子是否赃败,科举人才是否可用,士人是否欲求物质私利,科举是否妨碍蒙古选法。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元代科举之罢废,是元代作为“征服王朝”政治生态的一个集中体现。元代科举的推行时间较短,选拔人才有限,这是导致元代吏治腐败、运祚不长的重要原因。     

王充耘的尚书研究

元代是中国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元代士人撰写的有关科举的著作中,王充耘《书义矜式》是价值较高的一种。该书系以《尚书》中的文句为题目而编纂的一部八股文范文集。该书所选范文具有五方面的具体特色,即论题范围广阔,题目筛选严格,文气与时俱进,运思推理严密,以及突出时代主旋律。该书所选范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不少句段实际上是对《尚书》文句的复述乃至串讲。王充耘对《尚书·说命》的研究尤为深入。这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天命观的兴趣,以及他们对天命的依存心态。     

从延祐开科看宋元之际理学消长与士风变迁

科举考试代表着国家的学术意志,对一代学术、士风的影响甚大.理学借助延祐初科举重开被定于一尊,一方面使理学普及化,同时也斫伤了元代理学作为学术思想的活力.宋元之际士人的整体风貌,也随着科举的兴废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文人藏书的故事

从古到今，文人与书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他们读书、买书、著书、藏书，书是他们陋室里孤窗下心灵的慰藉，是可以倾心的伙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从不曾失落的家园。     

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

高昌廉氏之廉希宪、廉右丞与廉野云、廉惠山海牙等人主持了多次多民族士人雅集,贯穿了整个蒙元王朝。尤其是大都廉园雅集,延续了数十年,参加的人员包括南北各民族人士。廉氏之雅集促进了各民族士人的交流,成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与文坛格局演进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两都的历程是南北统合过程中北方士人经历的缩影,体现了元代文士活动中心地位的转移与文坛格局的演进。蒙元初期北方文士在疆域征服、治理过程中大放异彩,苏门山文人群体的学术、事功奠定了程朱之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并决定了元代“通经显文”的创作取向。而在元中后期,南方文士逐渐成为元廷中汉族文臣的主要构成,中州文士进入两都核心圈层的数量大减。中州文士地位升降与元代北方文士地位演变的整体态势变化相符。南方士人逐渐把握文柄,文士活动群体中心、地域中心发生转移,文坛出现裂变,由整到散,诗文风气、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地域性进一步增强。     

论两宋科举取士中的舞弊手段

两宋时期科举制进一步发展，科举考试成了士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部分士人心存侥幸，企图通过请托、枪替、挟带、冒籍、传义、代笔之弊、继烛之弊等各种舞弊手段外加当时部分官员的徇私行为达到登第目的。对两宋科举取士中的舞弊现象和手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两宋的科举取士发展之情形，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时代背景下的两宋政治体制、统治根基的认识，对当今的考试制度改革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唐代明经科与进士科的位相:制度上和社会认识之间的乖离

唐代的明经科是国家为加强中央集权化而形成的科举制度中比进士科更占优势的科目,但处于当时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认识中反而不如进士科重要。这种制度和社会评价之间的拮抗过程使明经科的实质重要性渐渐下降,直至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变成进士科这一单一科目。通过对比进士科和明经科反映出的这些现象表明,在国家权力和士人在社会、文化上的力学关系中,士人所起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令人瞩目。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科举,它不仅是以国家选拔官员为主的政治制度,其中还包含着士人所主导的社会、文化性因素和影响。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1 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废后,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藏书著书之风与齐梁文学繁荣

齐梁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文学观念的更新有较为直接的关系以外，齐梁时期藏书著书之风兴起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以沈约、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以及昭明太子等人为例，对藏书著书之风促进文学繁荣的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     

古代私人藏书价值观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活动经历绵绵数千年，虽然累遇兵乱水火之难而不中绝。其中一些良好的藏书传统和道德风范值得今人借鉴。一、诵读之资学问之本藏书的价值是什么？清代藏书家张金吾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拉）可见，满足求知欲汲取知识是古代私人藏书的原动力。读书要有书，藏书为读书。苦于读书不便就要自我储存。苏武描绘当时读书人，欲求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见（苏东坡全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景，反映了读书人藏书的普遍心理。；。当然，在利用藏书治…     

由隐居而出仕：王应麟及其后裔在元代的人生轨迹

元朝宁波著名的王氏家族，经历了王应麟、王昌世的隐居生活，王宁孙的欲出而止，王厚孙的入世尝试的转型。王应麟祖孙三代的历史，正好是一部元代宁波士人历史。通过他们三代行迹的考察，可以一窥当时南方士人与政府间的由排斥而逐步合作的历程。     

才子袁枚缘何富得流油

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受孔孟之道义利观影响,重读书科举之途．而轻赚钱营生之道。不能及第的读书人。除非家业深厚。不然由于不谙生计,常陷入穷酸不堪的状态,就是科举中第,投身宦海的．也要一生小心,摸爬滚打多年之后,方得安享太平生活。其中鲜有能主动选择退出官场,并自食其力者。     

浅谈客家梅州地区书院藏书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学、研究的重要教育机构,书院与书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书是中国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是为书院的教学、研究服务的。本文从书院类型划分入手,分析了客家梅州地区不同类型书院藏书的种类特征,并指出无论何种书院,其藏书最终目的都是为科举服务的。     

宋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

两宋数百年之历史 ,尤重国家图书的收集和整理。由于统治者积极奉行“广开献书之路”的政策 ,采取了有效的“据目求书”、“奖赏献书”、“专使访书”等措施 ,使“三馆”、“秘阁”书库的藏书得到了迅速补充。纵观两宋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历史 ,虽历经 30 0年沧桑 ,却呈兴衰起伏之状。至南宋末年封建国家藏书数量达到唐宋以来藏书历史发展的顶峰 ,这无疑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