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的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神话之根——民间信仰——评向柏松教授新著《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

向柏松教授长期致力于神话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水生型创世神话系统研究、土家族神话传说与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研究、民间信仰与现代社会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是他的又一部新作,着重探讨神话与民族、民间信仰的关系,将神话与民间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从民间信仰的角度考释远古神话,为我们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丰富的例证.     

当代闽台民间信仰史的几点比较

闽台民间信仰同根同源,1949年以来两岸的分治与社会政治的变迁,使得民间信仰遭遇了诸多曲折变化。文章对闽台两地民间信仰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作了几点比较研究,探讨异同,以求有利于闽台民间信仰今后的交流与发展。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从港澳朱大仙信俗来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源与传播问题

朱大仙信仰在港澳部分渔民之间虽然已流传了80多年，但并不为大众所熟悉。文章从历史学与文献学角度对港澳朱大仙信仰的来源做了研究，重新深入讨论了香港大澳龙岩寺与朱大仙信仰的关系，包括“朱大仙是朱明皇朝后裔”“大禹化身”和“朱大仙即朱立仙”等说法。由于民间信仰会随着不同地域和社会、不同信仰社群的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在深入了解、探究乃至在将其“文化遗产化”时必须尽量回溯到最初时刻，从源头梳理其发展过程。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人类学视野下的武山县水帘洞庙会考察研究

民间信仰具有乡土性,因此民间信仰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间信仰圈,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以武山县水帘洞"麻线娘娘"信仰为研究对象,对武山县水帘洞庙会与民间信仰、乡土文化建构的关系进行梳理,看以发现庙会与乡土文化建设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引擎"作用。     

论土族民间信仰象征

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土族民间信仰中的象征体系从象征思维、结构、具象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土族民间信仰象征内容十分丰富，且随着社会的演进，其程序亦不断发生异化。     

两汉史研究的新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读后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然而,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成果。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艳红教授的研究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首次对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获和突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八章。概括起来看,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基金项目(HKUST6169/98H)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

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颇为盛行。文章主要对山岳、河流等自然神灵的崇拜、英雄人物的信仰、本地神灵的崇拜以及巫鬼神灵的信仰等几种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对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透视,对我们理解古老河东地区的社会风俗和民间风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魏六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志怪小说为中心

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道教一方面不断吸收民间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又尽量将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边吸收一边排斥的过程中道教逐渐成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宗教.早期道教的成长过程在志怪小说中多有反映.本文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主要材料,结合道教经典与历史文献研究早期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瑞金冯侯信仰探析

冯侯信仰是江西瑞金影响较大的民间信仰，文章从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信仰变化原因及带给人们的启示等几方面对瑞金地区的冯侯信仰做初步探索。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个主要部分如节日民俗、民间艺术、人生礼俗、民间知识等的产生与传承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民间信仰是我国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源和生存土壤,提出了要保护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民间信仰的问题。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甘肃陇中汉族民间信仰

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观照民间信仰,就会发现在多神信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强烈的崇拜意识。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民间仪式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社会需要,民间信仰也成为建立在现实秩序基础之上的一个象征体系。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民俗现象,而且也是对民间社会的象征性表述。     

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

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是民俗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通过对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信仰社区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仰对象(庙宇、信仰活动等)的规模;反之,某种信仰的盛行又会带动社区的经济活动,促进社区的经济发展。信仰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联系,呈现为共生互荣的态势。     

中国民间信仰40年：回顾与前瞻

回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整个社会向常识与理性的回归,而其间隐寓着民族民间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的深刻逻辑。尊重差异、多元共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40年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最普遍的思想共识。也正因此,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40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事象之一。民间信仰的“新生”,撬动了乡村社会的内在原动力,在大转型时代建立了主流社会与草根群体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也拓展了关于中华农耕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在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民间信仰优秀基因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势在必行,并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应然使命,要着力活化民间信仰价值观,在积极推进民间信仰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现代化国家价值观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及弘扬。     

多层次信仰：一个蒙古村落传统民俗社会的维系——在珠腊沁村的田野研究

这是一项关于蒙古民间信仰的田野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选择了一个民间信仰比较密集的蒙古村落--珠腊沁村,从村落的角度对多层次信仰问题提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珠腊沁村多层次信仰结构与村落民俗社会的多层次组织结构产生了紧密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因行政社会手段巧妙设计而成的,而是从村落形成之初在习俗中自然形成并世代传承下来的,是珠腊沁村信仰民俗传承世界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