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关于朱子工夫论的一个问题

综合看朱子的为学工夫思想,主敬涵养与格物致知不可偏于一边,不可拘泥于先后,两工夫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本质上是一件工夫。朱子之所以有时主张主敬涵养为先,有时又主张格物致知为先,实是其因材施教之表现。而之所以会有"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常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论李滉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扬弃

"敬"是儒学达到道德理想人格"圣人"之境界的重要修养功夫。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程朱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环节,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朝鲜的李退溪不仅全面接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主敬"之说,而且以"敬"来构筑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     

从“主敬”思想看朱熹的主体修养论

主敬思想是朱熹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在二程提出主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诠释，主要从敬是主一，敬是“动容貌、整思虑”的内外相合以及“敬义夹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鲜明的主敬思想。敬是主体修养时所应有的积极的态度。认知主体只有以敬的态度加强个人修养，才能明善去欲，居敬持志，进而才能通过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等种种工夫，达到朱熹所言的“克人欲、存天理”的目的。     

论刘宗周的唯意志论——兼论阳明心学的终结

以“慎独”为刘宗周学说的宗旨 ,为一些学者所公认。1 其实 ,“慎独”只是刘宗周中年的见解 ,其晚年已以“诚意”为核心。如其子刘氵勺所说 :“先君子之学。学圣人之诚者 ,始致力于主敬 ,中操功于慎独 ,而晚归本于诚意。”(《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蕺山先生年谱》,下引该书只注卷数与篇名 )刘氵勺在父亲在世时 ,随侍左右 ,在父亲去世后 ,筑起小楼 ,整理遗稿。对刘宗周思想演变之脉胳 ,刘氵勺自是一清二楚的。刘宗周早年从许孚远游学。许孚远受程朱理学影响甚深 ,因而刘宗周未形成一个思想体系 ,基本上在“主敬”里打转。 48岁那年 ,刘宗周…     

浅议程朱关于“敬”的思想

"敬"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敬"的思想在周初就已出现,在先秦儒学中得到发展,之后在宋明理学中内涵不断丰富,程朱在以往思想的基础上深化了"敬"的思想。二程赋予"敬"以"诚敬"、"持敬"的含义,朱熹对此进一步加以阐释,将"主敬涵养"作为自己的修养方法,通过个人的修养工夫来体悟天理,以达到圣人境界。通过程朱的阐释,"敬"成为理学中重要的修养工夫,"敬"的思想在儒家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得到更进一步的确立。     

修己以敬——吴澄《主敬字说》试析

本文从草庐弟子丁俨及《主敬字说》一文着眼,结合地方志及谱牒等有关史料,简单介绍了其写作背景和有关人物情况,再通过对吴澄系列文章的比对,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其修身治人之道——敬,以此切入,管窥宋明理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     

饶鲁《中庸》学的工夫论诠释及对朱子的突破

在批判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饶鲁对《中庸》工夫论做出了独到阐发。他精细辨析首章之"戒惧"、"慎独",以"事物既往、思虑未萌"析不睹不闻之义,辨不睹不闻与未睹未闻、独睹独闻之别,剖戒慎与恐惧之异,判事理与内心之离。提出中庸之道当以变化气质为功,坚持忠恕意义的单一性及忠、恕之别,从知行相因、体道之要角度对"三达德"作了精彩阐述。提出"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注重工夫之简易可行,显示出朱子学内部酝酿的某种心学倾向。其《中庸》工夫论的阐发不仅丰富了《中庸》学的诠释,且对朱子学有所突破,对宋元理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本文以朱子哲学中的代表性范畴——"敬"与"义"为切题点,重新梳理朱子的修养工夫论。认为朱子是以"敬"、"义"两分,内外兼顾,来统摄其它工夫的。朱子工夫论内容庞多,体系复杂,但均可归之"敬—义"结构中。在朱子工夫论中,"敬"与"义"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陈白沙“致虚以立本”的工夫论

在宋明新儒学体系中,"致虚"是祛除私欲的工夫。"致虚以立本"是陈白沙心学的基本体证工夫。濂洛之学是陈白沙心学的源头,周敦颐、程颢、程颐的"致虚"理论对陈白沙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勿忘"与"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儒学致虚工夫的基本途径。"勿忘"是提撕、唤醒的工夫,陈白沙通过"闲邪存诚"的"主静"或"主敬"的勿忘工夫执着于善,确立了心学的门户。"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心与理凑泊的关键因素,"勿忘勿助之间"的致虚工夫是陈白沙立心学说的诀窍。在"勿忘""勿助"的致虚工夫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的贯通,"惟仁与物同体"是陈白沙致虚工夫的极致。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论儒家敬身之道

儒家敬身之道的原则是“以身训礼”,“身礼合一”,“德身一如”,不是仅仅为“身体而身体”。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亏其体,二是不辱其身。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反思儒家敬身之道对个体身心健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寓“ 性” 于“ 用” ：孔子独特的诠“ 性” 方式

《论语》中直言"性"字仅二处,学者多以子贡以"性"与"天道"对举,解此"性"为"体性";孔子以"性"与"习"对举,解彼"性"为"习性"."体"表本体,"习"表行用,虽皆为言"性",然"体""用"有异,因此解析孔子"性"论者,自古见解各异,难得统一.若从孔子的时代背景及文化目的性切入,可知其依"体以发用"之"文",践"用以显体"之"习",归"体用一如"之"心",孔子将"性"寓于"文""习""心"之"用"中以诠释,不仅奠定了其诠释文本的基本范式,精传了文本意涵,还成功地把时哲对"天文"的关注转向了对"人文"的重视.究其文化目的性,无非为救时之弊、以下学而上达.     

论“情景合一”

"情景合一"作为一美学命题,它的意思是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情"和"景"结合的产物。"情景合一"作为一美学命题在明清时期已有颇多论述,王夫之的《斋诗话》论之颇多,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从人生境界上讨论了这一问题。"情景合一"实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密切关联。"情景合一"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如庄子所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人们的思想感情如欲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必以"人"与"天"为一体而可能。     

“敬”的心学变迁

主敬是理学修养论的重要方法，而修养工夫论是与心性和天道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以“敬”为主要关切点的考察即可折射出理学经由元明两代的昌明显赫转而暗淡，继而心学大明这个演变转化的整个过程。     

“寓意小说”作为方法——论陈彦“舞台三部曲”兼及古典传统的赓续问题

被归入陈彦长篇小说"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均有着可以明确辨识的独特的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以对叙事虚构作品所开显之"小天地"的精心营构表达作者对更为宏阔的人间世态人情物理的洞见,为其核心特征。而其"笔法",又近乎中国古典"奇书文体"之"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的基本特点。本文尝试以"寓意小说"指称陈彦"舞台三部曲"的上述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之于当代文学赓续中国古典传统开出小说艺术新境界的意义。"寓意小说"不仅包含着融通"古""今""中""西"多元传统和多种审美经验的解释学效力,亦属中国古典传统现代转换的尝试性路径之一种,有着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意义。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章释解

《论语·季氏》载孔子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联系《论语》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孔子的思想,借鉴历代儒者的解读,可知"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分别指圣人、君子、小人和民;"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中的"之"之所指,也即认知的对象、内容是"仁"。至于"生而知之者,上也"等等,所涉及的决定人在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孔子未曾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