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卜散文的情感意向浅探

巫卜散文是先秦散文的肇端,它蕴含着先民深层的思想情感。它在形式上由质朴古拙的甲骨卜辞到修饰润色的《易经》卦、交辞,再到哲理性的《易传》。随着外在形式的变化,它在内在情感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心理流程：由对自然和社会的恐惧、惶惑到朴素的认同。     

论我国早期散文的特点与贡献

甲骨卜辞、《周易》、《尚书》是我国早期散文。甲骨卜辞虽属萌芽状态的散文 ,但在用词、句式以及记事等方面为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易》属雏形期散文 ,叙事条理性强、善于说理、有了结构布局、语言的运用有了很大进步。《尚书》是散文趋于成型的重要标志 ,其文体的区别开始显现 ,篇章结构、语言表现艺术等方面较之以前散文更为成熟 ,因而自《尚书》开始 ,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王充闾的“诗语情结”

当代文化散文已汇合成一部庄严雄浑的交响乐,而王充闾的《面对历史的苍茫》可称作其中一个华美乐章。收入《清风白水》集中的佳作《读三峡》、《梦雨潇潇沈氏园》,虽然使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初露峥嵘,但这时尚未形成作家自己的散文思路和审美建构,而《面对历史的苍茫》则是王充闾的文化散文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志。同样是驱遣历史题材的文化散文,同样是不跟随“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而选择“单身孤旅”,同样是“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有变化的自然景观”,“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     

多元文化对西夏丧葬习俗的影响——以河西地区为中心

西夏时期丧葬习俗深受佛儒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共同影响,集儒家孝悌、佛教轮回转世及净土信仰和原始巫卜等于一体,具有多元化、民族化、地方化的特征。尤其西夏河西地区丧葬习俗受佛教影响深远,重视为亡者作十斋会,这与当时河西地区广泛流行《十王经》有很大关系,表明西夏佛教进一步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佛儒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     

神秘思维向诗国文化的转化——论兴诗与《周易》之关系

作为"诗六义"之一的"兴"被认为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但是学术界对"兴"与"兴诗"又明显地言说不清。究其原始,兴诗是先民物占谣辞的演化,虽然最终"兴"完成了从神秘思维向诗国文化的过渡,但是我们无法割裂其与原始巫卜文化尤其是《周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兴诗"与《周易》属于一脉同源的文化重构。     

《尚书》记言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

作为先秦说理散文成就的体现,诸子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从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脱离出来,具有了鲜明的文学特征。而其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外,也与前代的文学影响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尚书》记言文的成熟,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从论点和论证结构的鲜明严谨、论据和论证手法的生动形象、对话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感叹词的使用与人物个性色彩的表现四个方面,具体揭示《尚书》散文对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说明诸子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所以能够开创一个散文辉煌时代,是与对《尚书》散文的学习借鉴分不开的。     

《商州三录》的文化涵蕴

贾平凹的长篇散文《商州三录》受到读者的称赞。本文从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巫鬼和图腾构成的神秘文化、以及商州乡民的文化心理，对《商州三录》的文化涵蕴作了阐释。     

当代散文的超越——论《文化苦旅》

余秋雨依仗渊博的学识、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写下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余秋雨以其卓越的创造突破了当代散文的某些程式。我们期待他新的超越。     

再谈《文化苦旅》

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教授发表在一九八八年《收获》(1—6期)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共14篇,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本校中文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了一组笔谈文章。我们认为,《文化苦旅》这组散文,对苍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理性思考、生命感悟和人格透视,表现出对人类文化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显示出一种由传统散文的“悟道”与现代人的开放思维交织而成的恢宏深邃的艺术境界,从而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狭小气度和当代散文的浅窄情怀,体现了中国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一种探索精神及新的走向。《文化苦旅》笔谈,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作了初步的论析和评价。 我们组织这次笔谈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当前散文领域的沉闷局面,以引起创作及评论界的注意,推进散文的发展。 余秋雨先生在《收获》杂志发表系列散文《文化苦旅》的同时,还撰写了《关于〈文化苦旅〉》一文;今春,余秋雨先生应我校之请,在百忙中又著文《再谈〈文化苦旅〉》,阐述其写作意图。在此,我们除对余先生深表谢忱外,特将该文在本专栏中首篇刊登,以飨读者。     

“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野草》与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鲁迅的《野草》 ,不仅催动了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而且唤起了他的大散文意识。与其说张承志在解读鲁迅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不如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这绝非单向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是心与血的沟通和回应。于是 ,张承志的散文越来越烙有了鲜明的《野草》遗风 ,甚至一些具体篇什都可作比照性阅读。尤其是两人对散文文体的认同 ,既是鲁迅对张承志散文创作基质的深层召唤 ,也是张承志对鲁迅大散文遗产的文体彻悟 ,更是彼此心灵的默契与精神的共鸣。可以说 ,鲁迅完成了《野草》 ,也将一个真实的鲁迅留给了后人 ,张承志借《野草》体认了鲁迅的真实 ,更成熟了一个散文家的“自我”。     

略论汉代镜铭的语言艺术特征

《汉代镜铭集录》收录了汉代1981面铜镜铭文,近两千五百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代镜铭概貌。汉代镜铭在语言上明显继承了《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艺术手法,且与同一时期的汉代其他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汉代镜铭亦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整齐简短的句式、古朴通俗的语言、广用修辞的韵文、真挚情感的抒发四个方面。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略论汉代序文之新变

两汉之际,序文趋于定型,较之先秦时期呈现出诸多新变,具体表现为：整理《尚书》,使我国第一部散文序文集重现于世;产生了具有全新形态的自序,其中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代表;序文的学术功能更加突出,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其题写范围日趋广泛,出现了赋序、史书序、子书序、辞书序、诗序、铭文序、佛典序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文体,有力地推动了序文的深入发展。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时令》、《时训》与《时训解》--《逸周书·时训解》探微

<逸周书·时训>每节前半部分所记物候与<礼记·月令>等书相同,这是先秦传下来的<时令>.其后半部分则与汉代谶纬之学有密切关系;又"病"、"兵"等上古阳部字在<时训>中与耕部字相韵,这是汉代始有的语音特点.因此,这部分当是汉人的解说,是为<时训>.今传本<逸周书>此篇作<时训解>,"解"字当是孔晁以后人所加.     

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

以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第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第三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对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经历了由“杂”到“纯” ,再由“纯”到“泛”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 ;通过对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描述 ,揭示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诗经》与咏物诗起源探析

咏物诗是我国占代浩大的诗歌王同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咏物诗佳作。尽管咏物诗名称出现于唐代以后，但作为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咏物诗则萌芽于先秦时期。《诗经》中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咏物诗，但它在描摹物态、借物喻人、托物起兴等方面对后世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诗经》在咏物诗的流变发展过程中的导源作用不可忽视，它开启了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