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发展:1978-2006——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第一产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后的第十年，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正向影响达到最大，但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较小。第一产业增加值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第十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大。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研究：1952—2006

分析了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化趋势，并且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状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明显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第一产业有较强的正向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呈递增趋势。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最高达26．7％。从因果关系检验来看，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以辽宁省为样本,选取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利用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别追踪了辽宁财政支农支出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冲击的动态反应,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确认两变量在时间上的领先和滞后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辽宁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农支出的冲击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始终有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持续增强,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正向冲击也会对财政支农支出增加产生较强的累积效应;从Granger因果检验看,两变量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财政支农支出仅在短期才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研究——基于产业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分析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变化趋势,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按照不同的时间序列就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经济带动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结论表明:1952-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明显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农支出扩大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上升互为因果;1952-1977年,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发展,二者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1978-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同样带动了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经验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后的第8年,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达到最大,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也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10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小.     

民族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

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基于1999~2017年民族地区面板数据,测算民族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探讨影响民族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民族地区总体上农业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并于2017年达到相对完全效率,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各影响因素中,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具有正U型关系,农业规模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产业结构影响呈现正向效应,而农业受灾率、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呈现负向效应。为此,应继续强化差异化财政支农政策,优化农业结构,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实现民族地区农业生态化、绿色化和高质量发展。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描述了湖北省财政支农力度和构成，并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比重的相关性。对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总产值序列的平稳性及相互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得出两者不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最后，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     

湖南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政府投入的财政支农支出属于投资的范围,而投资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所以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利用1978-2004年湖南省的统计数据资料,用一个修正了的C-D生产函数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农业GDP相对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弹性达到0.33,1978-2004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的平均贡献率则达到了46.73%.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湖南应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中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经济计量分析——基于产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石油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并对1985~2006年不同产业的石油消费和产业增加值等基本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按照不同的产业对中国石油消费和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第一、三产业石油消费量与产业增加值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中国第二产业的石油消费量与产业增加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无因果关系。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3年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方略，其实施也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研究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占GDP4％比重目标,这与国家多年来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密切相关,也表明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经济增长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固定资本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长期正向响应,而对固定资本的扰动是短期的响应;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贡献率持续增大.固定资本投资存在着短期的较好贡献,但长期影响小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试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口径的调整

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农支出口径有大、中、小等多种,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偏差,造成财政支农支出分析方法的不当及其对实际工作的负面影响。另外,纳入财政支农支出口径的一些项目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没有直接的关联,农民也没有得益,使财政支农支出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程度,影响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益。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必须重新界定财政支农支出口径,调整不合理的支农支出统计口径并改进统计方法。     

财政支出结构与大城市化的城镇就业效应研究

增加城镇就业是加快人口城镇化发展和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支撑。利用200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软件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和大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大城市化对城镇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提高大城市比重有利于提高城镇就业水平。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对城镇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不明显。财政医疗支出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为负,但医疗产出性指标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为正。     

财政支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基数庞大,财政支农能否有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逐项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住房、医疗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食品、文教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对设备、衣着、交通和总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     

区域异质性: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泰尔指数和区域面板的经验数据分析

基于2007—2016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区域面板数据,应用泰尔指数测度财政支农的区域异质性,借助凯恩斯消费函数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缩小趋势,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区域异质性程度与农村居民消费在东、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在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在各区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对东部地区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主要呈现抑制作用;而东、中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强,西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弱。同时,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逐渐趋于相近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及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后,基于199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产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段,负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指标的考核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