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问题”的现代性之维—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及哲学反思

在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之中,信任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冲击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吉登斯对信任有过比较深刻的阐述,认识到现代性制度与信任有着本质的关联性;信任与风险总是交织在一起;信任就是本体性安全的建立。但他对信任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文章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宏大背景下考察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反思其利弊得失,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与应对当代信任危机问题不无裨益。     

“信任”理念的嬗变——休谟、马克思、吉登斯的信任谱系

信任理念历经嬗变由传统信任走向现代信任。早在启蒙时代,休谟就以“社会化理性”为基础规划出基于“符号系统”的传统信任模型;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中揭示出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信任理念的失败;吉登斯为重建社会信任,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基础上,以现象学方法重构现代意义上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现代信任理念。于是,从休谟到马克思再到吉登斯就在哲学意义上展现了一部信任理念的发展史。     

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语境下信任观的当代阐释

在全球化条件下和人们日常生活中阐释"信任",吉登斯颇具独见.但是,"信任"本身是个复杂的概念,吉登斯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信任,难免存有偏差.现代性的根本后果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环境下"信任"应该有更丰富的涵义,面对当代中国转型中信任现缺失的现状,提出建立全面、系统、完善的信任体系的迫切性.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述评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中关于时空分离、脱域、信任、焦虑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制度、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展现出其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试图超脱主客二元对立,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把握经验性和整体性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但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吉登斯对科技这一给社会及社会学研究带来日益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缺乏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     

风险与信任

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风险相伴,同时也与信任密切相关。现代性条件下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时空缺场基础上的普遍主义信任。中国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中,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信任结构也在发生嬗变：传统的信任结构被解构,新的信任结构尚未完全建立,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使信任本身充满了风险。为此,必须大力倡导全社会共同价值观,进一步完善系统信任结构,努力建立国际信任体系。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信任危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     

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的自我认同问题

吉登斯以现代性为主题构建的社会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独特的社会心理思想。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晚近演进势态已经严重侵蚀人类的生存,给本体性安全、信任机制和自我认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从而使生活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的人们产生了普遍的焦虑。他从一种独特角度即自我心理机制的变化考察了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因此,自我认同问题的探究成为吉登斯分析现代社会运行和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基点,而通过现实中的社会心理核心问题来分析社会结构运行状况及其问题则成为了他社会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     

吉登斯的全球化观

英国学者吉登斯从剖析现代性入手,阐明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观点,提供了一种独到的思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着眼于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这种扩展形成了现代性的维度和全球化的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吉登斯对全球化的思考很有价值,但他对"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性等有所忽略。     

解放政治:现代性政治范式的一维——吉登斯解放政治批判思想述评

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体系的重要研究议题,而解放政治又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与生活政治一起构成了现代性政治范式中两个相关联的维度。本文探讨了吉登斯的解放政治思想,在阐释解放政治的思想来源、概念蕴涵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吉登斯关于解放政治的批判,包括解放政治所隐含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解放政治的不彻底性、解放政治在道德和情感领域的失效、解放政治自身的"悖论"、解放政治所致使的问题域,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议。     

从传统到现代：信任关系的现代性转换

信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换,实现了信任关系的现代性转换。主要表现在：（一）从熟人到生人：信任对象的现代性转换;（二）从身份到契约：信任维护机制的现代性转换;（三）从人情到利益：信任原则的现代性转换;（四）从人格到制度：信任模式的现代性转换;（五）从现实到虚拟：信任时空的现代性转换。信任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浅谈“信”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信”的语义演变、发展过程的追踪,揭示出“信”是一个从观念到规范再到行为和制度这样一个有着内在机理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信”的作用范围、内在要求和体系特征。     

红包、信任与制度

文章从医患信任的视角出发,分析探讨了医患红包产生存在的根源性起因以及治理红包现象的制度建设问题。认为医患红包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建立,医患之间交往互动的核心是建立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由于医患交往关系的特殊性,从而使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一种以医患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信任,红包则充当了关系建构的媒介和医患关系信任产生形成的催化剂。只有进行嵌入性的制度建构,而不仅仅是利益奖惩的制度化,才能够促进医患相互信任的健康成长,消除医患之间的红包现象。     

“中国晋商兴盛”与“美国股市信任危机”的原因及启示

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尤应重视内在制度。"中国晋商兴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强劲的内在制度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而当今"美国股市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正在于内在制度的缺失。这两大历史事件留给我们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

与丰富的信任实践相比,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信任的概念分析尚未充分展开。同时,既有的联盟政治研究,关于联盟之间的信任是如何及何时形成问题,亦无细致的讨论。进一步而言,作为一个心理变量,信任概念的本体研究,诸如信任与认知、情绪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亦没有取得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信任与联盟信任的概念模型,认为联盟信任包括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两种基本类型。最后,本文探讨了联盟信任与联盟形成,亦即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关于在我国信托法中增设“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一章的建议——对存在于这一章中的重要规定及其内容的构想

被增设于我国信托法中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一章应当规定:社会保障基金为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法人且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以这种基金为委托人与受益人,这种信托的投资对象限于股票与金融资产,有资格担任这种信托的受托人的人限于信托投资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这种信托的有关当事人负有分散投资义务与确保投资收益不低于法定的最低收益率的义务,对这种信托的国家监督适用存在于其他法律中的关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国家监督制度。     

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信任修复策略的调节作用

基于归因理论和感知风险理论,采用情景模拟实验验证了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修复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信任违背是企业劳资冲突的重要引发因素;相比于能力型信任违背来说,正直型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更显著。信任修复策略能够有效缓解或化解信任违背对劳资冲突的影响:在能力型信任违背下,展示型修复策略具有更好的修复效果;而在正直型信任违背下,约束型修复策略的功效更强。     

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区分之质疑

为了探究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之区分在我国的现实意义,文章归纳了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区分的不同标准并对其区分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美国、法国区分商事信托与传统的无偿信托,其意义主要在于对商事信托适用不同于传统信托法的规则。在我国这种区分并无实质意义,因为我国并无衡平法制度,所能移植的只有商事信托制度。对此,可以从信托目的、受托人、受益权、信托财产等方面塑造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信托制度,而无需拘泥于英国、美国、法国中传统的无偿信托的规则与观念。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论信托避税及其防范规则

信托制度在产生之时就具有规避税负的"天然血统"。从目前看来,分散信托收益、虚拟公益信托、擅用离岸信托是纳税人规避信托税收的常用方法,各国(地区)政府在与纳税人持续不断的博弈过程中也制定了相应的反避税制度。我国也应在借鉴经验和立足国情的前提下制定一般反避税规则和特殊反避税规则,而实质课税原则是构建信托税收反避税制度的基础和归宿。     

集群企业成长中的阶段性与信任机制变迁假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集群的出现,为研究集群演进与信任机制变迁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机会.基于"人情"扩散而形成的关系型信任,促进企业集群迅速形成的同时也阻碍着集群的健康成长.本文致力于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和社会嵌入对信任机制变迁的影响,揭示在集群成长的阶段性和网络化背景下,集群企业信任机制变迁的一般性轨迹.分析认为关系型信任机制与集群的发育期相适应,集群的演进更加需要计算型信任机制和制度型信任机制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