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诗·颂》正名

《诗·颂》内容触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后代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与《风》、《雅》相比,有其独特价值。明乎此,对于全面认识《诗经》具有积极意义。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诗经》纵横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诗经》中的多数作品都是复叠章法。重章叠句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节奏感。本文以《诗经》中部分作品为例。分析说明了《诗经》中许多优秀作品大多都可以纵横读。采用纵横阅读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诗经》中每首诗的情感、情感节奏、音乐节奏。从而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诗经》的效率。     

'君臣'、'兄弟'与'朋友'————《诗经》中的人伦关系考察

考察《诗经》所涉君臣、兄弟、朋友三种人伦关系,发现在周之宗法分封制社会结构中,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被兄弟一伦所勾连起来,君臣被视为朋友关系。《诗经》相关篇章用“朋友”处即指君臣,同时,此类朋友关系以“友纪”作为行为规范,为君者须“惠于朋友”,为臣者则“摄以威仪”。此一朋友关系亦辐射到臣臣关系。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关于《七月》解读的几个问题

解读《诗经》,应重视文化学方法的运用。本文以《诗经》名篇《七月》为例,就其中几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从文化史角度进行辨析论证:一、从古代历法制度考证“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及“七月鸣”所指的时令季节;二、结合古代农田水利制度阐释“南亩”的含义;三、运用古代音乐史知识论述《七月》为何兼有风、雅、颂之名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略论《诗经》文学性表现的梯式结构

《风》、《雅》、《颂》在题材内容上,在形象塑造、比兴手法以及语言艺术等诸多文学性因素上,都体现出它们在文学性分布上的不均匀,形成由《风》而《雅》、由《雅》而《颂》三个组成部分间的文学性层层递减的现象,构成一种梯式的结构。诗歌来源、作者及创作动因、描写对象等差异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诗经》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乐器或土风不同，而有《风》、《雅》、《颂》之别。将不同声调的《风》《雅》《颂》作适当配合，足以构成一大套乐。《风》《雅Ｚ都以重复为其曲式的特色。《风》的重复曲调多属简单重复。此固可巩固和增强曲调基本形象的鲜明度而解决音乐记忆的困难，但如一再重复，则难免刻板单调。《小雅》则渐进为“否定式（对比）重复。”此足以解决基本形象因简单而过度重复所造成音乐听觉上“失去注意”的惰性问题。《大雅》更进为“再现式重复”。此则使基本形象在新层次获得更大生机。即基本形象经否定性刺激而再现时，其形象比前更清晰、生动、深刻和有意味。故就音乐美学价值言，《大雅》最高，《小雅》次之，《风》又次之。《颂顺ｕ曲式杂乱，美学价值不高。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 ,历代所传《大雅·大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考察《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大雅》诗的乐章类型以及《大明》诗的章句构成和诗义解读 ,考辩《大明》诗两种不同体式之正误 ,可以得出《毛诗》所传体式为误 ,《诗集传》所遵体式为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