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致用的理论化构建

章学诚所构建的理论以"道"为基础,共分三层,即天道、人道、先王之道,三者是由普遍性到特殊性,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三层"道"说中,章学诚尤其重视第二层的人道,并由人道为基础将经世致用学理化,并进一步将"六经皆史"纳入其中,从而完成了"六经皆史"理论基础的构建。至此,章学诚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90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浅析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的卷首提出的重要论断,关于这一命题,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即"六经皆史"的提出、内涵、意义及阶级实质来通观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全貌。通过具体论述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它是以持世救偏的姿态出现的,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

在清末民初学术界,张尔田以推崇和发扬章学诚学说而著名,所著《史微》以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说"为基础"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史微》与《文史通义》在治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显著不同。通过对其异同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章学诚学说在后世的流衍及其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

阮元<儒林传稿>记载的浙江经学状况是其学术论述的重点之一,与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有密切联系.一般认为,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一百多年.<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显示了章学诚的影响,阮元实际上将浙东学术名义和黄宗羲一系学人谱系写入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提示我们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以及浙东学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实际遭遇.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从章学诚史学命题问关系看其明道经世理路

明道经世是章学诚史学的宗旨和史论的出发点,史学何以明道,何以经世?关联着史家和史学的具体表现,故把握章学诚提出的史学命题的内涵,梳理诸命题间同构的层次关系,有助于理解其史学明道经世的内在理路.     

“皖派经学”观念的形成及其经学史意义

皖派经学观念由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趋势》加以发扬光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章太炎的这个观念用之于学术史传记的编写。皖派经学的典型学风是交相师友,典型特征是由小学入手的实证精神。皖派经学观念逐渐被经学史家所接受,说明这个观念具有合理性。     

廖平经学六变时间略考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县人,是近代有名的经学大师,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自号六译先生。他一生经学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小统大统,四变人学天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以《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解《诗》、《易》。一生思想多变是廖平经学思想的特点。要掌握廖平思想发展的脉络,不能不首先解决经学六变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廖平本人著有《经学四变记》,说明了经学前四变的时间;他的弟子黄镕、柏毓东分别写有《五变记笺述》和《六变记》,有廖平经学后两变时间的说明;廖平的孙子廖宗泽撰有《廖平年谱》,对廖平经学六变的时间作了较详细的说明。这些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