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宋代劝农之制起源颇早,其内容一是君王亲耕藉田,为天下率;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秦汉以后,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劝农典礼日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至北宋,地方州县长官均以劝农使入衔,从此成为定制.每年春季二月出郊,作劝农文以劝诱农功,也成了地方长官的经常性职责.至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它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又为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从“太子读本”“诸侯读本”到“天子读本”——论《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对刘彻的精神影响

刘彻"为太子闻乘名",一即位就"征乘",表明枚乘作品曾给刘彻带来特别的阅读体验。《七发》对楚太子宫闺生活的批判以及阐扬知性生活的主旨,显示出作为太子精神读本的意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在梁府时所作,表达出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时代要求,堪称为"率多骄淫失道"的诸侯精神读本。《上林赋》对天子校猎至壮的铺叙,对天子往而知返形象以及大一统文化中国形象的描画,诸如此类,堪称为"明天子之义"的天子精神读本。刘彻由太子时对《七发》的阅读到建元三年(前138年)前后对《子虚赋》《上林赋》的阅读,构成了由"太子读本"到"诸侯读本""天子读本"的阅读史。在初为天子的第一个六年中,刘彻遭受了以儒学建元的失败,但以不自觉方式拉开了以大赋建元的时代大幕。     

“劝农”——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评析

"劝农"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的重要方式,是农本思想、民本思想、教化思想、农耕文明的具体体现。并且,耕籍礼、劝农文、劝农官等丰富、多样的"劝农"方式使"劝农"思想得以有效实施。基于"劝农"思想与制度的现代意义,重构现代"劝农"文化、明晰现代"劝农"主体、创新现代"劝农"形式以及完善现代"劝农"机制尤为重要。     

楚地巫风与屈辞“寓言体”考论

《庄子》"寓言"本义是"藉外论之",即借他人之口发表言论。与戏剧"代言"有别,"寓言"是借人物之口言己之意。屈辞虽是屈原抒发情感之作,但不是直抒胸意,而是借人物之口抒怀达意的庄子式的"寓言体",比如《离骚》通篇神人自述,《招魂》主体部分借巫师之口以招魂,《卜居》《渔父》直称"屈原既放",类似"庄周梦蝶",直接将自己变身为情节人物以抒怀。《庄子》、屈辞多用"寓言"体,与楚地巫风、巫艺的文化浸润密切相关。其后赋作中将作者自己置身于情节中的"自嘲""辩难"等体式,均可视为屈辞"寓言体"的流风余韵。     

《历代赋汇》乐曲赋的雅乐属性

以"雅乐"为尊是《历代赋汇》乐曲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体现的是《历代赋汇》辞赋与礼乐思想同源的文化内涵。笔者将音乐学知识引入辞赋视域的同时,以《大合乐赋》为例,导出辞赋中体现的乐制、礼制、音乐观念,言说辞赋与音乐互动的礼乐文化内蕴和文献价值。     

中国古代文人对“三农”的情感态度初探

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论明赋之演进历程

明赋显示了从"祖骚宗汉"到"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演进历程:洪武建文朝沿袭元朝"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念,但开国之初的新气象也有反映,与元赋有所不同;永乐至成化朝,祥瑞赋与京都赋繁盛,艺术上取径范围宽广,宗汉的特点突出,赋颂传统回归;弘治至隆庆朝,复古思潮兴起并发展壮大,复古派提出"唐无赋",反对唐律赋与宋文赋,在祖骚宗汉之外,对六朝骈赋有所包容,创作上却并不完全废弃律赋与文赋。反复古派于赋论无所建树,现存赋作在骚汉赋、六朝骈赋的基础上扩大了宗尚的范围,对唐律赋、宋文赋关注较多;万历泰昌朝,复古派反思自身在尊崇骚汉过程中的堆垛奥僻之弊,反复古派提出"唐赋明白简易",实际创作则向"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宗尚靠拢,两派界限渐趋模糊;天启崇祯朝,拟六朝之作超过骚体赋,从创作上体现了"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观念;遗民赋沿袭启、祯朝特点。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略论清儒对"汉学"、"宋学"的继承与创新——以清儒对周天子宗庙祭祖礼制的诠释为中心

关于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四时祭,清儒既有遵循郑玄学说者,以<周礼>、<诗经>、<公羊传>、<尔雅>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周代礼制,<礼记>之<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夏、商礼制.也有对郑玄学说提出异议者,认为上述文献记载的皆为周代礼制.就"稀"、"袷"祭祖礼制而言,清儒或遵循郑玄等汉儒之说,或遵循赵匡、王安石等唐、宋儒者之说,或折中诸说,或另倡新说,对"碲"、"袷"祭礼名实异同,"禘"祭礼的含义,"禘"、"袷"祭礼类型,"禘"、"袷"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诠释.以"汉学"、"宋学"对清儒经学诠释进行畛域分明的划分,则有失简单.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