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朝辞赋复古之差异

元明两代是辞赋史的复古时期,元代提出了“祖骚宗汉”的赋学宗尚,明代以“唐无赋”的提法最为人所熟知。但二者复古的内涵却是有差别的,“祖骚宗汉”确定了以楚骚、汉赋为典范的赋学观念,而“唐无赋”则在“祖骚宗汉”的基础上,把六朝骈赋也纳入宗尚的范围,扩大了复古的内涵。从创作实际来说,元赋除祖骚宗汉之外,由于文学的延续性以及赋家文儒相兼的身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承袭宋朝文赋的作品,成为浦铣“宋、元赋好着议论”的重要依据。明赋则除祖骚宗汉之外,万历以后拟六朝骈赋增多,甚至超过骚体赋,这与当时“文选学”的复兴有一定关系,故“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论清赋的正统观及其嬗变

清赋创作数量超越前人,理论视点因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并由此建构起法古以明今的赋学正统观.在康乾盛世,作为宫廷赋的创作实践,突出表现于馆阁赋与疆域赋两翼,在继承汉人京都赋与唐人闱场赋的基础上,对前朝"祖骚宗汉"及"唐无赋"说作出扬弃与重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辞赋创作与批评.清人赋学与正统观相契合的尊体意识,内涵了...     

元赋的历史嬗变研究

元代赋学观念是复古的,是在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反复辩难中发展而来.元代赋的总体倾向是以“崇情祖骚”为引导的,其中复古和抒情是最为本质的特点.在修辞方面不加夸饰,真诚朴实,稍带些粗放,复古中力求新变,于是,论学则尊道德而鄙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要风气.元赋冲破了经学说教及文学形式的种种藩篱,创造出古雅的、富有生命气息和真情实感的赋作,成就了元代辞赋独有的特色.     

论辞赋在唐代的骈散之变

齐梁初唐,辞赋骈俪化发展臻于极致,字骈句比、多用隔对、五七言入赋、限韵律赋出现,体式发展走到穷途,难以为继.为追求灵动之美,一些优秀的作家间用虚字调节语气,或径用散句,骈赋出现散体萌芽.唐代建国后,文学上反对六朝华靡,与辞赋奇散的需求表里相应,武后朝开始,辞赋散体手法渐见增加.盛唐文学大气蓬勃,李杜辞赋情思壮大、辞采飞扬,往往突破骈俪的拘滞精巧.古文运动先驱刻意复古,追求古奥生涩,骈俪文风被彻底打破.韩柳熔铸古今,文从字顺,骈散兼施,"新文赋"诞生,终于建立起有别于六朝的唐赋新貌.唐赋散体化发展,是对魏晋以来辞赋骈俪化发展的反动,为辞赋体式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延长了辞赋文体的生命力.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简论门户及其与门神、门画之关系

门神观念是我国传统民俗观念之一,其产生与早期人们对门户的认识与理解相关。门户不仅是建筑实体,且具有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出于装点、神秘化门户的需要,门画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出现并传承至今,成为当代一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关的上诉程序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但对于其能否在上诉阶段第一次介入诉讼,在上诉程序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均未规定。这种情况,就使得实践中对于涉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的程序问题的处理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分析两大法系国家不同的处理思路和方法,我国应选择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不允许一审没有参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二审参加诉讼。二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