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VS《罗生门》或: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

本文在借用两部电影故事做引子而导入政治哲学的内部紧张 :如政治与哲学的对立、多数与真理的对立、民主与科学的对立等等后 ,继而认为 ,这种紧张是可以通过“相互说理”化解掉的。但“相互说理”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说理者必须都认可“真理”的存在 ,二是相互说理中“理智地说话”这一合理性原则必须是“人人共同的”。这二个前提不仅使相互说理得以可能 ,并且也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两个必要前提。     

毛泽东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

毛泽东经典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由思想,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考察。在哲学自由上,毛泽东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学术自由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真谛是学术自由。在政治自由上,毛泽东认为政治自由是人民争来的,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政治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政治自由的具体内容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毛泽东晚年在政治自由的实践上存在着失误。毛泽东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的自由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哲学、政治与判断

阿伦特通过分析人生命的三条件中最重要的复数性 ,指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与政治存在对立。她力图通过“判断”来寻找哲学与政治调和的可能。但由于她仍持思想与行动、vitacontemplativa与vitaactiva截然两分的传统 ,所以 ,其判断理论仍存在内部张力。但阿伦特使我们看到 ,史学家、讲故事者、诗人通过他们的判断一方面使哲学家看到了特殊真理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 ,他们赋予人类行动以意义 ,且保存了对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特殊性和复数性     

专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

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自由便成为任何政治体系和政权都声称要加以保护和捍卫的价值，甚至连奴役都会以自由的名义施加。在这种情况下，当西方学术界开始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一系列政治价值展开精确分析的时候，自由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 在此过程中，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这是他在1958年当选牛津大学齐契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后收入其文集《自由四论》）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论文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伯林关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法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此后数十年的理论格局。 自由与欲求的关系问题是伯林所开启的关于自由的诸多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按照麦卡勒姆（Gerald MacCallum）提出的三位一体自由概念，任何一种自由概念都必须确定三个要素：一个行动者X，他免除了约束Y，能够做某行为（或成为某事物）Z；因此，所有关于自由的分歧都可以归结为X、Y、Z这三个要素之外延的争议。欲求议题是关于Z的争论，亦即行动者的自由是否与其欲求、意愿相关；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曹钦副教授的论文《自由与欲求》对此做了很好的思想史追溯与清晰的观念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相关争论的来龙去脉。他的结论非常明确，这些争论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之争，而是必然要引入相关的政治价值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综合加以参照与权衡。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分析进路政治哲学的局限，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提示和提醒。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个争论到了当代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因为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柯亨等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介入而更加激烈。事实上，无论是持冲突论，还是持相容论，这些思想家都既追求自由，也追求平等，只是他们对自由和平等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定位而已。高景柱教授的《自由与平等：冲突抑或相容》一文对此做了详尽的剖析，厘清了他们各自的理由与依据。正如他在文中所指出的，自由和平等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与政治价值，不能笼统地说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还是相容的，只有在明确了所言说的是何种自由与何种平等之后，人们才能展开真实而有效的对话。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平等主义者在他们其后的著作中，都开始关注“什么平等”的问题，而自由至上主义者也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他们所赞成的平等的确切含义。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孟德斯鸠对政治自由的限定

孟德斯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将自由与安全联系起来，并且推崇直接以政治自由为目标的英国政制，而被奉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不过，从他对英国政制的观察来看，英国式自由本身所包含的缺陷和危险恰恰源于对“政治自由”的误解，而让自由走向了极端。在孟德斯鸠看来，一方面，政治自由既区别于自然状态下的独立，也区别于随社会而产生的权力。另一方面，政治自由虽然接近哲学上的自由意志，然而却同自由意志保持根本的界限，它并不等同于自由地行使个人意志。政治自由必须通过服从已有的法律来获得，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且是历史性的。     

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论哈贝马斯与墨菲对政治哲学自由观的重构

为了理解当代自由主义同社群主义之间有关自由观争论的实质,有必要对两种自由分与合的内在理路进行阐释。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对古代人自由和现代人自由的区分,再到柏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二分法,人们似乎在此基础上能够辨析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然而,随着当代强势的社群主义者把尖锐的矛头指向柏林的消极自由观,并以某种过于夸张的形式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截然对立误解为当代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论战的实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包括哈贝马斯、尚塔尔.墨菲的警觉。他们以一种以包容、扬弃和超越这种抽象对峙为目标的理性辩护,演进着当代政治哲学自由观重构的政治命题。     

伏尔泰对英国政治哲学的传播

伏尔泰推崇牛顿与洛克的学说以及英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来源于牛顿与洛克的自然神论与经验主义认识论。伏尔泰是洛克政治哲学的积极传播者,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人最根本的权利是财产权。伏尔泰更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哲学的积极传播者,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国封建专制,含有倡导财产权利、自由的价值理念等明显的政治意图。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不断地锻造着从英国输入的启蒙思想武器,创立了注重平等的法国特色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论康德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奠定于道德哲学基础上 ,其实质是自由主义的法权哲学 ,其中一对核心范畴是自由与秩序 ,涉及道德自由与自然秩序、政治自由与法律秩序、意志自由与政治法律秩序三种不同逻辑层面的表现形式。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不同方向和层面上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马克思哲学中“自由”概念的政治哲学之维

对马克思哲学先后经过了知识化解释、主体性解释和实践哲学解释三次转变。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诉求的政治哲学维度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也主要是政治自由、政治解放层面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与＂必然＂相对应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个＂自由＂。     

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的内在张力——“两个卢梭”问题的新解读

卢梭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立基于共同体的个体权利取向的政治哲学.在探讨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时,卢梭运用先验理性主义的方法实现了自由权利的重建.在探讨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时,卢梭的政治哲学转向对社会认同问题的探讨.从上述两大领域对卢梭的政治自由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消除人们对是否存在"两个卢梭"问题的困惑.     

马克思哲学中"自由"概念的政治哲学之维

对马克思哲学先后经过了知识化解释、主体性解释和实践哲学解释三次转变。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诉求的政治哲学维度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也主要是政治自由、政治解放层面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与＂必然＂相对应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个＂自由＂。     

正义与民主之争——基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在今日政治哲学研究中,民主与正义之间的否定性关系似乎被遮蔽了。但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民主与正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对立,这主要表现在：民主不仅不是构建、强化正义的途径,而且,民主往往扮演着削弱、祛除正义的角色--从分配正义的角度讲,正义要求按照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以及待分配之物所承载的意义来分配具有社会意义的资源,而民主则以平等为导向对其进行分配;从交换正义的角度讲,正义与民主的对立表现为市场与政治的对立,正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具有非政治性特征的交易活动应遵循自愿对等原则,这与作为政治活动方式的民主有着本质区别;从矫正正义的角度讲,正义与民主的对立表现为法律权力与人民主权的对立,正义需要的是法治而非民主。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哲学”观视角解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分别是他们“政治-哲学”观的终极理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与差异,本身不是对立起来的概念,他们两人试图在终极理想上实现政治与哲学之间张力的消解.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哲学家成为王,王必须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共产主义中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关系的消解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历史的统一.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在他那里并不构成一个终极的价值因素,而经过多重改造生成出来的共产主义却是马克思的终极价值理想.     

“自由”不能止于“解放”: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念,集中体现在她与众不同的自由观上。在对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进行政治哲学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阿伦特所推崇的美国式的以强调公民参与的自主性的自由理念,以别于法国式的将自由与解放混同的被动式的自由理念。     

个人优先还是社群优先？——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社群主义的价值本原在于社会整体和群体关系。二者从相互对立的立场上阐明其观点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但它们各自的理论缺陷使之难以战胜对方。只有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把个人与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互动过程,才能超越二者的局限性。     

从哲学的视角看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争论的实质是科学与哲学的冲突，因为面对同样的世界，它们解释的基础是不同的。然而，科学与哲学又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同样关涉人的存在与发展。只有将科学的方法和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使科学成为哲学化的科学，哲学成为科学化的哲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的对立与冲突。     

论“同情”的两张面孔:罗蒂与阿伦特

罗蒂与阿伦特均批判现代性,还将矛头指向现代性的政治领域,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同情为切入点来审视现代性的政治。罗蒂将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建立在同情之上,因为同情意味着减小差距,从而使"我们"的范围不断扩大;阿伦特则认为差距正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同情作为一种私人情感出现在政治领域意味着自由的消亡。"同情"在他们的理论中具有相反功能。在自由问题上,罗蒂主张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试图为自由奠基的努力是失败的,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的平等、权利等价值理念无非是宣告了"社会"的兴起,是自由丧失的一种体现。他们要么将自由理解为与经济无关,要么将自由理解为对经济的超越。在他们的逻辑视野中,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无足轻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本质。同情的政治哲学依然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理论,也是一种思辨哲学。     

论萨特的自由理论

萨特把人的自由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认为自由是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而人的自由之根源在于人的意识的虚无性，否定性与超越性。认为人作为自为的存在，与物相为自由的存在的差别在于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正是人的自由的根本所在。人的自由在于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既是绝对的，又与责任密切相联。萨特的自由观最大的不足在于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来谈自由，这使其自由观最终不过是抽象的个体自由与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