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追名”还是“逐利”：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之探究

 经营权与控制权分离引发的代理问题是催生独立董事这一群体的制度根源。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也是剩余索取者的代理人，与股东之间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如何构建独立董事激励机制，使其与中小股东建立有效受托责任关系，是监管部门和实务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2002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手工配对法、Logit回归和OLS回归，采用进一步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个人特征、公司特征和制度环境3个层面考察零薪酬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并从“追名”和“逐利”两个角度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进行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从个人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独立性较强的董事中；从公司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违规风险较低的公司；从制度环境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零薪酬独立董事在出席董事会时也更加勤勉，以上结论与“追名”动机逻辑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背景的零薪酬独立董事能进一步甄别出财务风险更高的公司；由于存在自选择，零薪酬独立董事任职公司的治理水平更高，其并未出具更多的否定意见。        研究结果说明经济和声誉两种激励方式在不同独立董事个体间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一方面，为独立董事零薪酬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说明上市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风险水平以及每位独立董事的具体特征等设定差异化的薪酬水平；另一方面，也对监管部门完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加强内部监管，规避大股东内部控制导致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绩效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原有公司监察人和监事会制度所积极深入剖析的主要课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政策的推行依赖社会制度和法制环境，海峡两岸面临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处于不同法制和金融环境。从推行独立董事这一政策视角入手，选取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965家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1 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峡两岸间的差异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①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海峡两岸均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但台湾地区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明显；海峡两岸在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大陆虚设独立董事的现象影响了其企业绩效的提升。②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证监会规定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制度推行后，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国家法规强制设置比例的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会对其资产报酬率有提升作用。        董事会独立性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推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海峡两岸间的对比为英美公司治理制度全盘移植于新兴市场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支持法规强制设置独立董事政策有积极支持作用，海峡两岸公司治理制度在双轨制与委员会制度并存之际，此研究对许多尚未探讨的制度性选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秘信息提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与公司绩效

  掌握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是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保障，信息不对称会降低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有效增强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作为维持董事会有效运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董秘承担着为独立董事有效履职提供信息服务的义务。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强调董秘在对外信息披露中的重要作用，未对董秘如何影响董事会运行效果提供清晰的解释。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以2006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董秘信息提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影响董秘信息提供促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三方面因素，即董秘信息提供能力、信息提供意愿和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配置情况对董秘信息提供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董秘作为管理层与独立董事的信息联络人，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信息，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面临的信息劣势地位，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秘信息提供能力越强，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董秘信息提供意愿、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均可以增强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调节作用；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差距越大，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信息劣势限制了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的信息，董秘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履职所处的信息环境，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水平。应该进一步从政策和法规的视角，明确董秘为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定位，保障董秘列席高管团队会议的权利，加强董秘任职资格审核和任职能力培训，充分发挥董秘的信息枢纽职责。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     

负面偏好与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关系研究

  上市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被很多新闻媒体当作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大量上市企业未披露实际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在此背景下研究负面偏好对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2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主板市场上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为样本，从负面偏好的坏消息过度反应和事物类别诊断两个层面分别探究中国强制实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来，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主要外部利益相关方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Probit和OLS回归估计方法，检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监管机构、诉讼相关方、审计师和投资者4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数量与负面后果程度之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对于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而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更易引起负面后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监管机制对此没有构成有效的威慑；②外部利益相关方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过度反应对企业有实质性影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显著引起监管处罚、诉讼仲裁、非正常审计师变更和负面市场反应；③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充分程度与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能够削弱与之相对应的负面后果；④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正向调节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负面后果的削弱作用。         负面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内生动力，催生上市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更多隐瞒和不充分披露，即“劣币驱逐良币”。研究结论为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关部门开展监管工作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     

风险资本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公司治理的视角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程度更高，通常创业型中小企业的代理成本更严重。风险资本作为创业企业的主要股权投资者，区别于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对公司创始人大股东和管理层实施监督和激励，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风险资本有能力和动机缓解代理冲突。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分析风险资本的双重治理角色，从公司治理视角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以2004年至2013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形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风险资本利用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考察家族企业对风险资本影响企业代理成本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依据两类代理成本测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代理成本更低。②风险资本通过持有股份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比例降低代理成本。③创业家族企业调节风险资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风险资本深度参与非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④采取更换代理成本测量指标和区分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利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和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保持不变。         基于风险资本投资于创业企业的特点，分析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论证风险资本对企业可能产生的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机制，发现风险资本可以有效监督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研究结果对风险资本如何控制代理成本以及上市企业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效果研究

  个性化推荐系统已成为各大电商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购物体验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推荐系统，商家可以提高收入和消费者满意度。但传统推荐系统通常只利用消费者在当前网站的历史信息推荐个性化商品，无法获得消费者在其他网站的数据来优化推荐效果。大数据时代，一些第三方公司抓住机遇，利用不同公司的多源大数据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然而，这种新型的推荐系统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存在极大的未知性。         探究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为了建立推荐系统与消费者购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实地实验有效地避免传统研究方法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具有较好的外部有效性。一方面，基于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构造解释性变量，探究内部数据特征和外部数据特征与推荐效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检验消费者特征与内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间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分析外部数据和内部数据的推荐效果如何随消费者的特征变化，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多源大数据提升推荐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内部数据的推荐系统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点击个性化推荐商品的概率，可以降低消费者决策时间，激励消费者浏览更多的商品。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不仅与外部公司网站的用户数量相关，也会受到外部网站与当前网站的关联程度的影响。消费者特征对基于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起调节作用，如果消费者是当前网站的老用户，利用该消费者在当前网站的内部数据提供个性化推荐的效果更佳。         通过分析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推荐效果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个性化推荐领域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对如何利用多源数据构建更加有效的推荐系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并为不同网站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供重要的管理建议。     

官员独董：“掠夺之手”抑或“扶持之手”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        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        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

 自独立董事制度确立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鉴于独立董事多席位的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以及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专业人士已成为上市公司选聘会计专业独董的重要来源，考察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和事务所经历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2009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STATA软件以及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OLS回归分析方法，结合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探讨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当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越多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当公司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与公司所聘任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还发现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会影响会计专业独董有效履职，拓展了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经验研究；同时，研究结论还为监管层完善监管机制、上市公司会计专业独董的选聘和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同伴效应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通常假设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其自身特征的函数，与其他个体无关。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同伴企业决策对焦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存在同伴效应。考察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以及为何存在同伴效应等重要问题，能够为同伴效应研究提供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并拓展国外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相关研究。         利用2001年至2014年中国A股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依据参照组内线性均值模型，以同伴企业股票收益波动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映射问题，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和差分变量控制资本结构行业特征对应的关联效应问题，实证检验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同伴效应的学习机制，基于包含同伴信息的决策模型，推导焦点企业的经理人能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同伴企业信息质量和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4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同伴效应的强弱，进行分样本实证数据检验，探索同伴效应是否由学习机制导致。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显著地受同一行业内其他同伴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存在正向同伴效应；分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当焦点企业经理人能力较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同伴信息质量较高和焦点企业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高时，同伴效应较强，这与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理论假设吻合，表明对同伴决策的学习行为能够解释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         一方面，研究结果从理论上丰富了现有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被忽略的研究角度，深化了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对监管层具有实践意义，政府机构应恰当运用同伴效应所特有的乘数效应，通过鼓励学习引导有效决策的扩散。     

关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 的作用机理研究

  关系强度直接作用于信息的获取、传递、整合和利用，是影响团队创造力形成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学者多将团队内外关系强度割裂开，并未意识到其影响团队创造力的方式全然不同，且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甚至结论相反。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认知信息加工理论视角，揭示组织中团队关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即探讨团队关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过程中团队信息深化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工作标准化的调节作用，同时探索团队外部和内部关系强度的协同作用。通过便利抽样，收集四川、重庆和贵州的73个团队的调研数据，利用Spss 21.0和Amos 17.0统计分析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外部和内部关系强度均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二者相互增益而非替代；团队信息深化在团队关系强度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团队工作标准化在团队信息深化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团队工作标准化负向调节团队关系强度经由团队信息深化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即团队可以通过搭建起团队外部和内部的强关系，激发个体层面的认知资源在团队层面进行交换、共享和整合，在低团队工作标准化的情景中，团队信息深化将带来更多新颖的、有用的想法。         通过厘清组织中团队外部和内部关系强度的作用，弥补了团队关系强度如何激发团队创造力的研究不足；引入团队信息深化的路径探索，丰富了团队创造力实现路径的理论认识；拓展团队工作标准化至团队创造力研究领域，提供了实践中权衡标准化与灵活性来确保团队有效性的微观知识基础。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深化团队关系强度在创造力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指导中国组织情景下团队层面的创造性活动。     

异常波动停牌与价格发现效率

  异常波动停牌是证券市场常见的价格稳定机制之一。已有研究对异常波动停牌的实施效果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支持者认为投资者能利用停牌对信息进行重新认识和修订，促使形成新的均衡价格；反对者认为停牌阻碍了投资者把潜在需求转化为交易，进而导致复牌后更高的交易量和价格波动。在中国的异常波动停牌制度是否应该被取消的背景下，探究异常波动停牌制度对价格发现过程的影响，对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采用理性预期框架，引入噪音交易风险和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区分异常波动的原因，探讨不同条件下实施停牌的市场出清过程。一方面，异常波动停牌有利于增加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定价误差；另一方面，异常波动停牌会增加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使定价误差增大。基于这一逻辑，构建一个包含出清时间间隔、知情交易者学习过程和信息摩擦的市场出清模型，分析异常波动停牌对价格发现效率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①由于噪音交易风险较高、资产价值不确定性较小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虽然有利于降低流动性风险，但会降低价格发现效率；②由于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较低的噪音交易风险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虽然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但增加了流动性风险；③同时满足噪音交易风险较高和资产价值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既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又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总体来说，停牌实施效果的关键在于噪音交易风险和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股票，停牌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而对于噪音交易风险较高的股票，停牌有利于降低流动性风险。         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和提升中国金融市场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金融市场中，连续竞价市场不一定存在市场均衡，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崩溃，因此异常波动停牌制度有一定的必要性。     

审计师-客户公司的地理邻近性与会计稳健性

 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地理区位特征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决策及其后果的重要因素。在审计实践中，有些上市公司倾向于聘请地理邻近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而有些上市公司却喜欢“舍近求远”聘请外地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这个现象说明，审计师的地理区位特征很可能是影响上市公司与审计师间交互行为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基于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视角，以地理经济学相关理论为支撑，探讨审计师的地理区位特征对审计师审计行为的影响，进而检验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综合考虑中国关系型社会和法制不健全的转型经济背景，研究审计师与客户公司间地理距离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利用2004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13 624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工具变量的2SLS、Petersen所采用的稳健回归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审计师-客户公司地理距离越近，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低，即地理邻近性降低了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②与国际四大相比，非国际四大审计师与客户公司间的地理邻近性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消极影响显著更强；③相对于监管强度高的地区，审计师-客户公司的地理邻近性对会计稳健性的消极影响在监管强度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强。此外，对内生性、计量估计模型、主要变量度量方法和样本筛选等问题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稳健成立。        审计师的地理邻近性会降低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因为地理邻近性会特别损害会计稳健性所依赖的外部审计的独立性，而良好的审计师声誉和外部监管环境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审计师的地理邻近性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不利影响。相关结果加深了对审计师行为动机及其后果的理解，对审计师在审计本地客户时加强独立性、监管机构加强针对性的监管以及完善各种内外部治理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信息披露的作用 ——来自拍拍贷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市场的非效率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中国依然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P2P市场上也存在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信息披露在P2P借贷市场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值得学界和业界更深入的研究。         基于拍拍贷的数据，对信息披露在P2P市场上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了比较可验证的和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的不同作用，选择Logistic和Tobit等不同的回归模型以及不同的模型设置，实证检验其对于是否借款成功、是否违约、内部收益率的影响以及与借款利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影响更大；信息披露具有的可验证性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同时，信息披露多的借款者更愿意提高借款利率，表明他们可能具有更低的信用。信息披露并不总是降低违约风险，部分信息及其可验证性反而导致更高的违约率。为了得到更可靠的结果，进一步对信息披露和内部收益率进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部分信息披露及其可验证性会带来更低的内部收益率。在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论依然不变。         研究结果丰富了信息披露、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的研究内容，有利于平台设计更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即应控制披露信息条目，只披露能反映风险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由投资人决策偏差导致的损失。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条例去纠正市场偏差和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融资约束、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

  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是测量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具有足够的动机和操作空间干预信息披露，其中主动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动机是对外融资。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上市公司长期保持低负债或高现金持有，形成了财务松弛，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当公司存在财务松弛时对外融资依赖下降，因此，逐渐被学界重视的财务松弛现象在理论上会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而对股价信息含量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将财务松弛纳入已有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理论模型推导所得结论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采用股价同步性r²量股价信息含量，根据财务松弛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财务松弛的测量指标，并且利用2007年底出台的《物权法》中应收账款可以抵押贷款这一规定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松弛确实是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当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公司内部财务松弛水平的增加会使上市公司减少信息披露，进而降低股价信息含量，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内生性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作为内部资本结构重要组成内容的财务松弛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特质性信息含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为研究和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新的内部视角，也将目前学界对财务松弛与公司投融资等经营活动关系的研究拓展到探究财务松弛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企业集团中违规处罚的信息和绩效传递效应研究

  上市企业的违规行为受到监管处罚后将产生显著负向的短期市场反应，其经营环境和治理环境也将受到冲击。作为企业集团内的成员企业，当其受到违规处罚后，企业集团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对其进行资源转移和支持，发挥风险共保机制作用，以平滑其业绩波动，满足监管者和投资者的预期。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企业集团的这种资源支持行为在集团内部将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         将监管部门对上市企业违规的处罚行为和企业集团的相关理论整合在同一研究框架中，选取2003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监管部门违规处罚产生的信息传递效应和绩效传递效应，探讨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结构对这种绩效传递效应的影响，并从边际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期间费用和借款成本4个方面解析绩效传递效应的作用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未受处罚的成员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均显著为负，即违规处罚的信息传递效应；在此之后，其他成员企业的业绩表现显著下降，即绩效传递效应，并且受到的处罚越严重，绩效传递效应越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程度对违规处罚的绩效传递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将绩效指标进行分解，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提高、销售费用率减少，但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和借款成本显著增加。         研究结果丰富了违规处罚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丰富了对企业集团中信息传递和绩效传递现象的理解。政府监管行为不仅对受处罚企业本身有惩戒作用，与受处罚企业相关联的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应提前做好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以减少可能的冲击。     

企业的物流协同能力量表开发及其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

  市场导向如何促进绩效的提升是企业和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竞争和营销战略转型升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助与外部企业的协同和合作关系达到市场导向目标。然而，已有研究缺少对于基于外包关系的协同能力的构成及其对企业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作用机理探讨。         针对以上研究缺陷，在物流外包背景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协同理论，并结合对典型企业的深度访谈，通过构建物流协同能力的测量维度，分析其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作用，揭示市场导向和物流协同能力对促进企业提升绩效的内在机制。采用中国21个省市284个物流外包企业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物流协同能力的测量模型进行检验，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物流协同能力由外部战略协同、外部管理协同、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外部创新行为协同和内部协同5个维度构成；②市场导向对物流协同能力的5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物流协同能力中的外部战略协同和内部协同对企业的物流服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④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对企业的市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物流服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通过物流协同能力中的3个维度实现，即外部战略协同、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和内部协同是企业市场导向转化为绩效的内在重要变量。         构建并检验物流外包背景下企业物流协同能力的测量模型及其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影响模型，揭示市场导向和物流协同能力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内在机制，对于中国物流外包企业培养物流协同能力，特别是外部战略协同、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和内部协同，充分发挥市场导向战略对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