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二马译本"即指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作为最早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二马译本"不仅对促进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给后世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法语《圣经(新译本)》的诗性维度

2001年,法国巴雅尔出版社和加拿大保罗传媒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部全新<圣经>法译本.该译本由来自法国和加拿大27位(圣经)研究专家与20位作家合作,历时6年多完成.<圣经>内在特征、其法译本现状、新时代要求以及译者的文学追求是促成新译本问世的主要原因.对<圣经>文本诗性维度的重视是该译本区别于以往大多数译本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包括对原文本词语色彩、口语化特征、多样性特征及艰涩行文风格的尊重和再现.此次<圣经>翻译活动对于我们进行其他经典文本的翻译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清末民初《圣经》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的语言学研究

《圣经》方言翻译是晚清西学东渐顺应中国语境的语言变革举措,也是《圣经》从文理版转向接近自然口语表达的尝试,基于方言入文传统的不同,《圣经》方言译本的语言面貌及语言表现力也各有差异。《圣经》作为经书,有其语言表达承袭的传统,因而也造成了尽管方言不同,但译本仍具有偏于书面语表达,用词古雅,行文中方言特征词嵌入,利用汉字借音、方俗字与训读字来解决方言言文不一致现象等共同特点。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中书面语口语化程度最高的是粤方言译本,以粤方言口语为基础;客家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接近于近代白话文;闽南(潮汕)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与浅文理译本相似,具有文白夹杂的特征。《圣经》方言译本一定程度上记载了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轨迹。     

试论《中文和合本圣经》的前景

《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由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第一部“划一”的圣经译本,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00多年,而且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至今,也没有其他任何一部译本能取代它的位置,原因何在?本文用Even—Zola,Lefever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AndrewChesterman的期望规范理论,从教会历史和中国诗学发展的情况,分析其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同时,用Hermans文本的意义与意思理论与Eugene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等分析其前景。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从文本类型理论看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圣经》文本翻译

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基督教在其政治、社会、文化及国民心理中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对美国政治文化影响深远。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包含很多《圣经》内容和对《圣经》文体形式的借鉴,其本身就是为演说服务的。文章从文本类型理论出发,简要分析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词中《圣经》文本的文本类型和主要语言功能,探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圣经》文本的翻译原则。     

吕振中《新译新约全书》译本考察

1946年出版发行的吕振中《新译新约全书》译本,是首个由中国人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直译到汉语的版本,该版本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为依据,尽量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并保持了原文结构。通过对比研究希腊语版和《和合本》(CUV),发现吕振中在直译的过程中有意地采用了多义性的语言,使中国读者对于《圣经》有了更多阐释权。     

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

：“罗拉德圣经”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完整的《圣经》英文译本,包括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罗拉德圣经”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约翰·威克利夫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深信《圣经》应为所有人理解而倡导方言圣经的直接结果”。在威克利夫的倡导下,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英文全译工作,“无论在英国语言还是宗教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马丁&#183;路德与现代德语

1522-1545年,马丁·路德为推动宗教改革,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工作。他的《圣经》德译本同时揭开了德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马丁·路德也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翻译家。在《圣经》翻译中他汇聚丰富的德语词汇,尽可能排除方言土语的影响,切实可行地树立了一种统一、普遍而稳定的通行全德的民族共同书写语言,为日后现代德语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

宗教翻译"钦定"现象是指以国家或教会最高统治者名义对某一译本或其翻译、制作、发行、阅读等实施权威化的过程,即译本法定化过程。圣经的传布和基督教的传播得益于圣经翻译"钦定"现象,圣经翻译"钦定"史料显示圣经钦定现象呈现出单语钦定传承性、多语钦定并存、宗教政治性显著的特征。圣经翻译"钦定"现象作为温和的权力争夺方式,通过"钦定"赋予译本特定的符号,进而在大众对这一特定符号的"误识"过程中实现了译本权威的建构。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反映了宗教政治对宗教文本强力操控的运作机制,也是符号权力合法化,并对宗教政治、宗教传播,甚至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     

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吐蕃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翻译传统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当中。本文参考前人的著述,梳理了吐蕃梵-藏译经中的转写、音译、意译规则,并与唐代以来中原译经原则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西夏和元代藏文佛典的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译本对吐蕃译经传统的继承。贯穿于佛典译本中的吐蕃传统,可谓是藏传佛教传播背景下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堪为进一步甄别译者的信仰背景、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提供参考。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莎氏戏剧与《圣经》文学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戏剧大师,其戏剧创作的巨大成功源于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源头之一——《圣经》的巨大影响。文章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考证,诠释了《圣经》文化在莎剧中的具体体现和《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独特功效,进一步探寻了宗教经典《圣经》对西方文学创作的不朽功勋。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