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现行的划分标准下,受访地区高达27.83%的农户家庭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户主层面,性别为女、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基本特征层面,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家庭生命周期层面,拥有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更大。第三,户主年龄、交通通达度、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在读大学生等5个变量均不是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早日脱贫的建议。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贫困动态性研究

贫困的研究应注重其动态性。从贫困动态性的内涵和外廷，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及决定因素，贫困进入与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以及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减少对策等方面对贫困动态性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梳理。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研究在中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一般要高于长期贫困；不同因素对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水平、抚养比以及健康状况对长期贫困的影响较大；贫困进入和退出的概率较高，教育水平低、失业等会提高贫困进入的概率，而教育水平高、非农活动等则会提高贫困退出的概率；增加人力和物力资本投资和收益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等会有效解决贫困。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NGO介入性扶贫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NGO扶贫贷款调查数据,采用配对样本多项选择Logit模型,对NGO小额贷款介入前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接受NGO小额贷款后,贫困农户借款发生率和借款总额明显下降,单户借款额度却相对上升,农户借款途径主要由私人借款转向农信社和其他渠道。同时,研究还发现,除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构成等内在性因素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显著外,农村金融供给状态也是重要的外在性因素。在金融抑制下,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较高,私人借款成为贫困农户借款的主要供给者,NGO小额信贷的介入及其扶贫性质,通过提升贫困农户经济能力来转变其借款行为,在由私人借贷转向信用社借贷过程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     

基于ELES方法的甘肃农村贫困线测定分析

通过对1982-2008年间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的研究发现,国家"一刀切"的贫困线标准会直接影响政府对贫困状况的评估,甚至国家扶贫政策的决策。在充分考虑甘肃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2007-2009年对甘肃农村居民收入与支出的调查结果为原始数据,引入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方法进行测算,得到近三年甘肃农村贫困线标准,并将结果与甘肃现行贫困线进行比较,发现甘肃现行的贫困线标准较低,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蒙古东西部贫困问题比较研究

本文以系统论为指导,运用贫困三分法,对内蒙古东西部地区脱贫现状、致贫原因及扶贫措施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初始条件的依赖与改变,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在贫困程度、贫困原因、返贫率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建议在实际扶贫开发中采取分类指导、分清原因、分步实施的策略,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甘肃农村贫困线研究

将甘肃各市(州)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高低相对地划分为经济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依据农村住户调查的详细资料和三类经济区农民年人均收入分布,分析计算出三类经济区的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结果表明:甘肃确定的农村贫困线太低,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近2/3的人被排斥在贫困线之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太高,占全省农民人口的近20%.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鄂贵两省构树扶贫对黔江石漠化区域扶贫的启示

构树种植是最近新兴的一种扶贫项目,构树因耐碱耐酸的特性能在石漠化土壤中生存并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自身植株的经济价值又能帮助农民脱贫增收,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黔江区拥有南方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现象逐渐严重,导致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收益逐年降低。无论是利用构树治理石漠化土地,还是通过发展构树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经验都相对欠缺。本文在黔江区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对构树扶贫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对其遇到的困境进行简要分析,并借鉴湖北及贵州两省构树扶贫模式提出具体解决对策,以期帮助黔江地区石漠化严重的乡镇减轻生态灾害并脱贫增收。     

晋西北河保偏兴地区反贫困战略研究 --以山西省保德县为例

晋西北河保偏兴地区是晋陕蒙接壤地区的山西部分 ,除偏关县之外 ,均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文章选取极具该区典型特征的山西省保德县作为案例进行研究 ,从该县贫困状况与反贫困路径入手 ,分析了贫困的原因 ,总结反贫困的政策得失 ,以寻求反贫困的出路。不仅对于晋陕蒙接壤地区的经济综合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