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的路径探讨

行政决策权力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核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这一权力的运行就是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进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问题和走向善治的时代要求,规范的基本路径是:要依法明晰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的边界范围,科学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程序,积极构建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     

政府浪费与治理对策研究

在我国高昂的行政管理费用背后存在着惊人的浪费现象:公务用车浪费、公款吃喝浪费、公费出国浪费、豪华办公大楼浪费、政府会议浪费、能源资源消耗浪费和政绩工程浪费.政府浪费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财政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对行政成本的考核不重视甚至忽视,以及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机制缺失.针对政府浪费产生的原因,治理对策主要有:加快透明政府建设;把行政费用控制列入政府工作计划以解决政府浪费的责任主体虚位问题;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引入企业成本核算机制以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形成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博弈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浪费法》.     

现代政府功能与行政权力控制

当代政府所承担的统治、管理、服务这三方面功能，是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资源。在政府功能的历史时态变迁中一直贯穿着如何制约行政权力的问题。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又要使行政权力限于法律设定的空间中运作．这便是对行政权力控制。本文从政府功能角度出发，探索了如何控制行政权力以及进一步发展中国行政法治研究的思路。     

香港行政法制的启示--香港法治行政的观察和联想

香港行政法制富有特色法律在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同时有效地推动和支持着政府管理;特区行政以灵活方式实践法治,既恪守严格法治主义高度尊重社会自由,又克服僵化法治主义积极拓展人权内涵;严谨而宽容的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制框架内并容忍行政自由;程序法治建立和发展着行政与社会和市民的对等、对话和对抗机制,促进行政民主和公开;别具一格的香港申诉制度特别是申诉专员制度促成的行政合理建立起社会和市民对行政的认可和信任;英美法系式的司法审查制度维系着权力制约原则并在发展法治行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香港行政法制的理念和实践对内地行政法制建设有深刻的启示.     

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运行失范阻碍了监管效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从包揽食品行业一切事务管理中逐渐退出,从直接控制转向市场监管.在转轨过程中,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必须合法及合理配置,并且在权力运行中,应从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及评估体系等各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政府行为透视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膨胀必然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危害公共利益.因而,应通过法律制度的控制,行政伦理控制、社会力量控制等方式来减少政府自利性行为发生.     

美国重塑政府运动

在工业革命时期建立的科层制官僚体制 ,在信息化时代变得体制僵化、程序繁琐。克林顿政府采纳“企业化政府”理论 ,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行政观念 ,树立服务意识和效益理念 ;改善政府运行机制 ,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模式。他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精简机构 ,裁减人员 ;简化规章 ,下放权力 ;减少垄断 ,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机构比较臃肿,职能交叉较为普遍;政府职能转变仍未到位,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行为失范,难以满足为民服务要求甚至与民争利;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部分权力运行偏离正确的轨道等.为此,应采取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体制机制、切实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等基本对策,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论宪法的行政适用

依宪行政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核心。在我国,宪法不能直接作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由此导致一些行政活动偏离宪法,甚至无法可依。我国宪法的行政适用有着重大意义,应该结合我国实际,从完善宪法立法、发挥宪法对行政案件的裁判作用泓及改善行政机关的专业结构着手,推动宪法在行政执法中的有效适用。     

中国基层纵横涵义与基层管理制度类型浅析

该文在阐发基层的涵义横向上不等同于政权、纵向上不等同于乡镇的基础上，论述了基层治理制度的广泛而丰富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的基层治理制度就是表现为政党、国家的基层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按一定的相互关系直接行使管理权的制度规定。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网络政府建设中的问题探析

网络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其所营造的虚拟空间在与政治现实互动过程中,也日益凸现出网络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对网络政府的长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行政抽象命令的检察监督

行政抽象命令不属于法律的渊源 ,但对行政管理、行政复议以及行政审判的意义不容忽视 , 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加强 ,行政权也会呈现出扩张的态势 ,行政抽象命令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包括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权益的侵夺 ,以及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导致公权力的失控和滥用 ,从而使行政抽象命令的外部监督成为一个现实的议题。基于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抽象命令监督的非专门性和非职业性 ,法院对行政抽象命令的司法审查作用又十分有限 ,因此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根据宪法、法律的定位 ,应当履行对行政抽象命令的法律监督职责 ,以克服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局限性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衡。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案例化

为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规范，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赋予我国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发布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指导案例，对法无明文规定、规定不明，或规定了较大裁量幅度，或具体行政行为易产生差异的案件，省级或以上的行政机关有权发布具有指导性质的行政案例，并赋予行政指导案例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他行政机关在处理类似情形时，应比照行政指导案例进行执法。这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做到同案同处理．以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创新理念、人本主义理念、效率理念和服务理念是推动世界各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因素。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实现跨部门业务与服务的整合,再造行政业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与政府服务质量,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信息技术应用与行政改革一体化的集中表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们对政府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进行重新思考,不仅要重视信息技术对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而且更要重视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观念、行政理论、行政官僚体制对于信息技术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信息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政府公共管理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信息技术只有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行政理念的支配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深刻阐述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发展目标、应用原则与具体任务,并探究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