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路径探析--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风险度加大,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温州市率先改革,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通过分析温州市的合作治理实践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应该做到：1.重塑理念,以服务合作精神引领合作治理;2.健全法制,为合作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坚实保障;3.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4.加强帮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知识图谱：现状、热点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的分析

[提要]运用CiteSpace对CNKI收录的373篇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在对研究文献进行基本状况分析的基础上,绘制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趋势图谱和聚类图谱。既有研究集中在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与功能、动因与逻辑、结构与模式、目标与路径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存在学术交流合作不足、研究成果相对独立、理论整合建构不够、研究内容有待扩展、实证研究成果偏少等问题。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整合框架、聚焦中微观议题、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协同以及多学科融合,应是下一步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重点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基于公民主体性的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和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管理的超越,是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作用的前提下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从公民主体性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在于民众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的共享,民众共享价值诉求需要通过政府、社会的合作治理的途径得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合作共治的关键因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对网络社会治理创新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网络社会治理创新是一种以自我为诉求对象的渐进反思式改革运动,是内含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四维创新的复合工程,它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等复杂性特征.网络社会治理创新目标分为近景战术目标和远景战略目标,其近景战术目标是致力于构建中国式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远景战略目标则是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网络社会治理秩序.网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主体包括公共机构、商业实体、网络媒介和网民主体四类,他们相互组合,形成网络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主体的优化结构.     

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我国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是各级政府在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凸显的形势下,把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有效统合成一个既分工又协作,以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为落脚点的治理模式。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性、互动性、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府际合作是边疆社会问题的最佳治理模式之一。目前,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模式主要以传统的纵向和横向合作为主,并且这种传统的府际合作模式已然不能够适应边疆社会问题治理的需要。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应当从在中央政府设立指导协调机构、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保障机制、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变革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新型政府合作意识这五个方面来进行优化转型,适应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形势发展,实现边疆社会问题的善治。     

社会资本视域下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在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下,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与多案例比较分析法,基于个体性、群体性、情感性、制度性的社会资本特性,总结出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等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发现,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挖掘社区社会资本、拓展社会资本的维度、创建可持续的社会资本转化机制。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性影响了社区治理模式。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模式侧重于强化情感性社会资本,而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的核心是构建制度性社会资本。面对不同的公共治理事务,应因时制宜地增强不同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治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新热点

治理理论认为 ,公共管理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 ,强调社会管理力量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重要性。它的兴起 ,与福利国家、市场和等级制调节机制发生的危机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治理的网络管理系统内在的矛盾和社会环境的不同 ,该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     

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论层面的一个大跃升。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治理的内涵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对改进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选择。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应从政府、社会、公民三种角度入手,即建立廉价服务型政府,重建政府信任;社会力量的自我革新;一种价值文化的重新树立。     

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基础、过程及实现

治理网络谣言,需要构建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机制,而系统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为其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协同治理机制应从主体构成、动力机制、合作机制以及支撑机制等方面构建,其实现是各主体要素间相互互动,文化、组织、制度等规则相互建构与内化的完整治理过程。     

我国社区NGO发展现状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公民个体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良好期待,即实现有效治理。单中心秩序模式的超负荷运作呼唤新的制度设计,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更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治理。社区NGO在吸纳散居社会个体、搭建国家-社会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多极非均势治理主体的复杂博弈同样引发一系列问题:主体权力边界模糊、自治力量分化、社会网络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频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摒弃纯粹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突出了对沟通文化的考量,其所倡导的网络、合作、信任等范式也为走出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