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构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反思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文化建构主义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反思的机会，文章从和谐译理一说着眼，重点反思了文化建构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新旧视闽冲突;1．译语，即译者翻译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译入语；2．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是传统的“二元对立”而是关注主体间性的“三位一体”的和谐标准；3．原作的身份与地位被解构，而译作的地位得以构建，它有时发挥着首要的、第一位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原作的命运；4．文学翻译乃至译学研究对诸如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反作用力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样不容忽视。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论接受理论的文学翻译观

西方文论中接受理论把文学文本从决定性和自足性的牢笼里解放出来 ,将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翻译研究则构成了对原来的文学翻译标准的反拨 ,而“多元的文学翻译标准”的提出成为一种必然。     

哲学概念翻译的格义、立名与正名——以understanding的汉译为例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概念考察，概念翻译成为哲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哲学概念因其含义丰富而使翻译尤其困难，其译名从诞生到接受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借用美国修辞学家伯克的新修辞学思想，以洛克认识论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史上先后出现的“悟性”“理解”“认识”“理智”等几个代表性译名为例探讨哲学概念翻译过程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现象，并对其中的动因及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哲学翻译，尤其是哲学概念的翻译有所裨益。     

浅论窥一斑可见全豹

本文通过对中外文学翻译作品实例的比较分析，探讨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文学翻译现象及其文化──艺术效果，提出了“窥一斑可见金豹”的翻译原则。作者认为，自觉遵守这一原则，就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     

翻译：创作的延续

通过翻译文学对冰心的影响,从冰心译作及其创作的语言风格,观物运思,爱的哲学等角度,阐明文学翻译作品应当首先以文学作品的标准进行评价,而理想的翻译者应有能力被评价为语言学者,从而提出冰心的文学翻译是其文学创作的延续的观点.     

翻译的主体研究范式的新转向:从单一主体性到翻译的主体间性

国内外翻译的主体研究走过了一段“范式更替”的历程,并已陷入困境。主体间性哲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总结国内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五个翻译的主体,并指出“源作者—源文本—译者”和“赞助人—译者—译文读者”这两对多主体间性关系从翻译的内部(文本理解)和外部(操控因素)较好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体现了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性”和“创造性叛逆”的统一。     

略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文化背景是由鸦片战争前的封建传统文化单一模式逐步转向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模式 ,然后转向当代多元共生的模式。这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选材和翻译标准的影响 ,认为在其影响下翻译选材经历了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文学等所有领域逐步扩大的过程 ,翻译标准经历了由“信、达、雅” ,向“宁信勿顺”、“化境” ,而至“一定制约性 ,一定自由度”的过程 ,指出文化背景对翻译有着巨大的制约和推进作用 ,新的翻译标准应该包括“顺应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点。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对我国译学史的贡献

周作人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60余年，翻译总量巨大，在周作人眼里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翻译体察他文学态度、文学趣味的演变。他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翻译、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均有开山之功，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