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     

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

传统观点认为,滇越边疆民族地区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边民在族内跨国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族群认同远强于国家认同.事实上,滇越边民跨国通婚,并未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规,地域的改变使其既丧失越南国籍,又未取得合法的中国公民身份,社会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为了在熟悉环境中生活得更有脸面,跨境民族更加注重形塑和提升区域性社会身份,社会认同意识普遍强于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

西祁土司系明清时期西宁府二十一家土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通过对青海东部农业区的西祁土司的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剖析河湟文化走廊中土司家族的"王化"特征,进而探讨西祁土司族人在历次政权更迭中的国家认同与身份选择.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提升路径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四

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市、那坡县、东兴市居民的抽样调研结果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的国籍和户籍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认识的不足、基层治理能力等是影响调研对象"五个认同"的重要因素.及时有效解决嫁入中越边境的越南妇女的入籍问题、坚定不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深入推进族际文化交流以提升族际认同、教育引导群众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突出增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引领力等是提升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认同度的重要路径.     

边境线上的认同与国家在场——以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国南疆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试图了解当下云南边境地区国家在场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对其自身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分析困境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从而推演出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应具有的认同场域难以吻合,并且边境线之于边民的政治性意义与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亦难以统合.边境线在强调维系国家认同的同时,割裂了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出现非法跨境以及国家的暂时退场.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的形成及其族群认同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跨境民族是随着中国南部与南亚国家边界的变迁和最后确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诸多民族不断迁徙发展而形成的,因此,这一地区的跨境民族在认同各自所居住的国家的同时,许多人又一直对他们的故土保持着一种认同,并与中国境内的相同民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群体也就成为了联系云南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一条天然纽带。     

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与社会建构

探讨作为跨境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的历时性演变及其动因,并分析多重认同演变与其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因族源、地缘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原来广泛分布于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成为分居两国的跨境民族,在其民族(族群)意识与社会建构方面显现出其作为跨境民族的一些明显特征。     

在沿边公路上——广西边境纪事之二(下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边民都是一位永不退役的边防战士,每个边境城镇、村屯甚至每间民房都是一块永恒的界碑,每个边民家庭都是一扇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窗口……——题记(接上期)龙州:再创新的广西之最龙州县曾经有过20多个广西之最。这一点,是我们到龙州之前根本没想到的。广西历史上最早的通商口岸——水口口岸,在龙州。水口是广西面向东盟、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参与对外贸易的桥头堡之一,现为国家一类口岸。发挥区位优势(龙州是有1200多年历史的商贸名城),以水口为龙头,建设口岸经济带,是龙州的战略选择。因为龙州与越南相邻的边境线长…     

甘青川滇藏族土司取汉姓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明清及民国时期甘青川滇汉藏连接地带藏族土司取汉姓现象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考察汉姓藏族土司的地域分布、历史流变及取得汉姓的多种方式基础上,分析了藏族土司取汉姓现象所包含的政治意蕴,指出在当时条件下藏族土司取汉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也不简单代表藏族土司的"汉化"倾向,而主要是藏族土司效忠中央王朝的一种政治表达,是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立场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是政治因素大于文化因素的行为。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重塑——基于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

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民族国家认同起到了消解作用,但也为国家认同的解构和重塑提供了机遇,国家需要从利益体系、制度体系、观念体系入手,形成地域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直接运行于各民族构成的草根社会,是国家政治贯彻的最后环节,也是民族群众与国家互动过程中最主要、最具有操作性的场域,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具有突出的基层特色.从实际情形看,认同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而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必须高度重视认同整合,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工程加以推进.     

旅游开发场域中“文化景观再造”的省思——以恩施土司城为个案

民族文化的再造与重构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恩施土司城的个案研究表明,“文化景观再造”在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司城不属于遗址所在地的开发,它的文化定位和旅游形象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建构起来的,集中展示了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土司制度和鄂西南本地的民风民俗,为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传承场”,实现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     

理性选择与文化逻辑: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的人类学解读

现实生活中,人们寻医治病并非只满足于生理上的痊愈,而是追求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完整意义上的平安.本文基于对中尼边境樟木口岸夏尔巴人的田野调查,围绕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展开讨论.研究表明,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不仅体现了边民的理性选择,反映出引导和制约跨境医疗行为的社会制度问题,跨境医疗更内嵌于夏尔巴人跨境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多种跨境活动中,蕴含着长期传统惯习延续下的文化认同,并受民族医疗中宗教信仰观念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