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

西夏虽然和宋、辽、金抗衡鼎立约二百年之久，但目前留存下来的西夏契约档案寥寥无几。作者认为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天庆间典当文契》等几件契约档案的介绍，就能比较详细地了解西夏的自然经济状况和西夏的剥削情形。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续)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略论西夏公文体式

公文体式是一篇公文外在形式特征所能体现出来的全部内容,包括公文种类、公文用语及称谓、公文的格式和公文载体等。公文体式自秦朝开始确立,历代相沿,并不断发展和完善。西夏公文体式并没有文献记载,我们只能从传世的西夏汉文史籍中保留下来的公文以及西夏故地出土的最为原始的汉夏文公文实物来分析,通过分析得知,西夏公文的体式与宋或辽朝的中央公文体式相一致。为此,本文比较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西夏公文的称谓、语体、格式等规定要求。     

西夏、党项史料正误三则

西夏文的创造在西夏历史上是一件重要事情。它不仅对西夏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与西夏政治的演化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它反映着西夏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所奉行的政策。然而,在什么时间创造西夏文的问题上,由于史籍记载互有凿枘,致使后人众说纷纭。有的径自误用错误的史料,得出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关于西夏文创制时间的记载,在元代的著作中分为两种。第一种记为西夏第一代皇帝李     

西夏家庭研究

本文探讨了西夏立国后的主要家庭形态和构成，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出西夏政府在法律上保证直系血亲同居共财的结论。并且通过与唐宋社会的比较研究，分析了西夏家庭的本质特征。     

见解独具、内容翔实的西夏学专著——《西夏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新著《西夏文化》,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多年西夏研究的结晶,是我国系统地研究西夏文化的第一部专著。 西夏是我国中世纪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西夏学研究较之其它学科,迄今还属于比较薄弱的环节,而西夏文化又是西夏学研究中一块比较荒芜寂寥的园地。西夏学兴起之时,中外学者主要集中于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的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西夏历史,然而重点又是     

西夏党项族尚武精神在岩画中的演绎

西夏岩画及西夏文题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时期的手迹和文物资料,借助于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和历史、民族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西夏人活动范围以及在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脉络.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论西夏法典中的文书制度

文书是国家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效用和格式的文字材料.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文书工作,西夏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利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西夏文书发文制度、收文制度、传递制度、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考察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the Liao Dynasty was marked by vast dimensions and complicated territorial conditions. This complexity was reflec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iao Dynasty not only needed to oppose the powerful Northern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d to deal with rebels of inter-nal vassal states or tribes. This geographical pre-dicament strongly seemed to favor the arrangement of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other powerful states. Geographically, the Xixia Regime bordered ( i ) on the Liao Dynasty in the northeast and north, ( ii) o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southeast and south, ( iii) on various tribes of the Tubo Regime and the Huangtou Huihu in the southwest, ( iv) and on Xizhou Huihu in the west and northwest. Therefore the Xixia Regime could be easily attacked by other powers,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Liao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arrangement of a marriage for peace with the Liao Dynasty also seemed to be an inevitable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Xixia Regime.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arran-ging a marriage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Xixia Regime, safe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lways were the main considerations for these two regimes. Relying on research on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n earlier scholarly work,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geographical safety as the main area of research, and on the arrangement of marriage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Xixia Re-gime as a specific reference. The article also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iao, Song and Xixia dynasties a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The article also aims to find relationship patterns by researching natural human correlations due to shared geographical space. This article finally no-tices that although geographical safety did not seem to be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arranging a marriage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Xixia regime, it did play an important yet subtle role in forging the period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 between the Liao, Song, and Xixia dynasties.     

浅谈西夏公文文风与公文载体

西夏在学习中原王朝文化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汲取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精髓, 结合党项羌民族的实际和特点, 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西夏文化。西夏公文是西夏文化的奇葩, 在近二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文风: 教化实用性增强, 艺术表现手法也更加丰富, 如骈体写作、叙议结合、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情调, 在写作上还增加了描写、对话等手法, 也将民间故事引入公文创作之中, 增强了公文的表现力。本文也对西夏公文载体进行了简单的探讨,说明西夏公文载体以纸质为主, 兼有金属、木质和石刻载体。     

试论辽对西夏的遏制政策

本文认为,辽、夏的交恶是控制与反控制造成的,辽控制西夏的目的在于利用西夏在宋西部造成的紧张局势,向宋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文章还指出,辽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夏政策,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西夏政权的独立性。     

《宋西事案》考略

祁承编修的《宋西事案》是惟一一部明朝人编修的传世汉文西夏史籍,该书的编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由于书序中有“违碍”之语,在清朝被禁毁。该书目前至少有两种版本传世,由于各本中存在着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利用时要加以校勘。     

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贵州省锦屏一带,苗、侗民族在清朝时期签订了大量的山地买卖、租佃契约,现存部分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法制史的重要要资料,但仅仅从契约,甚至是部分契约的内容来准确揭示锦屏林区家族林业管理方式和在林业经济的背景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诉讼文书、官府告示及口承资料与其进行互证.文章就一些学者在锦屏林业契约研究中提出的林区家族私有制、林业纠纷的民间处理等观点提出了质疑.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清代新疆教育史研究述论

清代新疆教育史是清代新疆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相关研究成果按时间维度可以梳理为新疆建省之前、新疆建省之后、清末新政三个时期,每个时期教育发展有所不同。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基本呈现清代新疆教育史的发展脉络,一些领域也有了深入研究。本文以目前研究状况为基础,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的特点,为清代新疆教育史提出了研究理论、研究视角等方面的构想。     

新农村法制建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视角

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二者互相依存。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深入贯彻法制建设,将为社区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保障。在社区参与中,合同等法律手段可以作为相对弱势的社区农民利益保障的手段和渠道,同时也保护政府和旅游企业的有序经营和合理开发。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建设不应忽略社区传统习惯法的有效成分。     

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战略.中华民族的发展孕育了今天的中国,而今天中国的国家建设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基础.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的聚合与整合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有深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在此前后,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呈现的形式不同.在 1911年之前,这个共同体是传统的中华帝国体系;而在1911年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帝国体系的瓦解,这个共同体就是逐渐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相伴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