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犨兄弟与唐末陈州

赵犨兄弟与唐末陈州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赵犨兄弟据守陈州顽抗黄巢义军、抗击秦宗权势力之举,既保全了陈州,又是导致黄巢最后失败、秦宗权最终覆灭的重要因素。因此,陈州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忠武军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亦先后继登将相,主政陈州。在其主政陈州的21年间,他们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促进了陈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朱温创建后梁基业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其历史功绩应得到肯定。     

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的关系及其建设思路

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拥有丰富而厚重的文化资源,中原崛起宏伟目标的提出为河南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为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原崛起的重要内容,中原文化为中原崛起提供精神支持,要加强与中原崛起相适应的中原文化建设。     

先秦时期“忠”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

"忠"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支柱,也是先秦时期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春秋时期,"忠"观念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兼具君德、臣德、朋友之德等多重内客.战国时期,"忠"观念从一种具有普遍含义的社会价值逐渐缩小为一种具有特定主体与对象的具体的道德要求,"忠君"遂成为"忠"观念的首要内容,"忠君"观念呈现出绝对化倾向.同时,忠孝关系也成为战国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在二者的优先性问题上经历了从孝先于忠到忠先于孝的转变.     

中原学“五大支柱”的内在联系与发展方向

<正>自2016年李庚香提出“中原学”命题以来，中原学研究在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界已形成了广泛共识，开枝散叶，成果斐然，在社科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原学不仅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与特质，研究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中原发展的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思潮，推动中原学与当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构建有机互动体系。     

高校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机制研究

中原经济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是河南高校的重要职责,高校要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克服存在的不足,建立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机制、科研管理机制、科学管理机制和社会服务机制;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原武术文化研究述评

中原武术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态势下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运用文献资料、归纳分析等方法对中原武术文化研究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从中原武术文化的宏观研究、个案研究、内容研究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归类综述,发现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宏观研究较为薄弱,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武士道与骑士道的差异性初探——以“忠”理念为中心

日本武士道与西欧骑士道中都存在“忠”的理念 ,但由于地缘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利益的不同 ,两者间不仅在对作为精神权威的“忠”的阐释上存在着差异 ,而且在对现实世界权力的“忠”的理解上也迥然有异。武士道的“忠”是具体的、单向的和绝对的 ,即武士仅忠于一位主子 ,并绝对服从之 ,利于产生团体协作精神 ,但易导致是非观、善恶观的模糊。而骑士道的“忠”则是多元的 ,具有双向的和相对的倾向 ,即骑士可忠于一个或多个主子 ,“忠”以骑士及主子的相互权利与义务为条件 ,易于产生个体精神。两者的差异性深刻地塑造了各自的社会。     

中原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时代价值和实施路径

<正>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固支撑，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是推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原文化软实力建设现状为引导，从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中原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实施路径和优化举措。     

明代官员“忠”谥考论

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之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君臣关系相得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臣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将这种境界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动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论班勇经营西域之方略——管窥东汉王朝的西北边防(西域)战略

班勇是中国东汉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当时中原王朝西域战略制定的主要推动者与执行者之一。其经营西域正值东汉与西域第三次断交之际,他力谏东汉政府重立开通西域之大计,主张恢复敦煌郡营兵,复置护西域副校尉、西域长史以及出屯楼兰,出任西域长史后,恩威并举、收复西域诸国,击走了匈奴,最终在解除北匈奴对西域和东汉的威胁同时,重新沟通了东汉与西域的联系。最后,还应历史地看待班勇所承载的中原经营西域的战略。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及其与各政治集团之关系——以侨义成郡为中心的考察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扼长江中上游北鄙门户,政治地位十分突出,其沿革与各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关系密切。咸和七年,陶侃以桓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置侨义成郡。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与义成郡统辖权的归属紧密相关。义成郡统辖权在不同名号的襄阳地区军府和其他军府间频繁地转换,关键在于义成郡军事化的＂乡族集团＂是襄阳地区军府所仰仗的重要力量,而其他军府（主要是荆州都督府）欲削弱或省废襄阳军府时,则往往先将义成郡的统辖权收归己有。义成郡统辖权的转换,见证了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和各政治集团斗争的经过。     

论唐、五代昭义镇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

昭义镇是唐代中原型藩镇之一,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这种特殊性使昭义镇在唐中后期至五代初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昭义镇特殊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的论述和分析,可以揭示昭义镇在唐中后期至五代时在唐中央和地方藩镇关系中,在汴晋两大势力间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以及胡汉冲突的种族文化因素对昭义镇的发展和这段时期历史的影响。     

扶风是班固的故乡

长期以来,人们受范晔《后汉书·班彪传》的影响,都认为班固（班彪之子）的故乡在汉扶风安陵,即今咸阳市东北。徐兴海教授等人数度实地考察咸阳、扶风两地后一致认为：班固的故里应在今扶风县,而不在咸阳市东北。因为扶风不仅有班固墓,而且还有很多有关班固及班氏家族的遗迹和传说,而所谓的班固故里“咸阳东北”一带任何历史遗存也没有。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谈老舍与许地山的深厚友谊

老舍与许地山1922年春相识于北京,后来又在伦敦重逢。老舍不仅在宗教信仰的选择上与许地山殊途同归,而且连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颇受许地山的影响,因而可以说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当许地山不幸在香港病逝时,老舍含泪撰文悼念,同时向文艺界提出了以实际行动来纪念许地山逝世的两种办法。     

张载著作中的“虚”、“虚空”、“太虚”之辨

在张载著作中,“虚”、“虚空”、“太虚”在意义上有所区别,指的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随意替换。“太虚”是与“气”、“天”等同一个层次的存在者,而“虚”主要指气、天、人心等存在者的特定状态。     

从唐朝忠臣到护佑北京--宋元明时期二徐真人信仰的发展历程

从南宋到元代,福州二徐真人信仰的信众为了获取朝廷赐额和进入祀典,先是赋予神灵以姓名,后又将其指定为历史上的南唐二徐兄弟。二徐被塑造为唐朝忠臣,并以“唐遗民”翁承赞作为陪衬。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的病情恶化,官员周讷、方宾向成祖推荐灵济宫道医曾陈孙,二徐信仰由此与皇室建立了紧密联系。明廷营建北京时在靠近皇城的位置兴建了灵济宫。北京灵济宫被赋予了保佑北京军民、庇护顺利迁都的功用,并成为明代皇家道场。同时,皇室将亲信道士安置在灵济宫,也从灵济宫道士中选拔道官。这些因素使得灵济宫获得国家长期支持,保持香火旺盛二百余年。     

《古今经传序略》与《经序录》比较研究

生活于明朝中叶的朱睦木挈,家富万卷藏书,故治经之余,撰有《经序录》(五卷)一书。张隽活动于明末清初,作为遗民亦以治经传经为己任,所辑录的《古今经传序略》是当时图集文献的集大成者。《古今经传序略》其下对《经义考》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其上即与《经序录》有无渊源,二书有何异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试析许地山笔下的春桃形象

许地山笔下的春桃形象虽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更具有现实主义特点。从春桃的精神世界来看,她虽然地位卑微、生活困苦,却拥有独立的意志、强烈的自尊、健全的人格、务实的精神。从现实合理性来看,春桃外貌的美丽清洁是小说必要的审美元素,以克服其社会职业的卑微不洁;其生活环境是大都市北京而非保守的乡村为她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小说一女二夫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存在,近似于民间奇异婚俗。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春桃形象反映了许地山关于人生问题、妇女问题的思考,是对以往创作的一种超越,也是个人情感追求的一种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