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三题

在分析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粮食统购统销的历史背景和政策完善过程基础上,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的和无奈的选择;农民对粮食统购并非一直不满,统购统销政策改进和完善后,农民是理解、拥护和支持统购统销的;实行包产到户后,国家对农民的粮食统购政策仍在执行,但粮食产量却迅速大幅度增加,说明粮食统购统销限制价值规律、压抑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消极作用是很有限的。     

统购统销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以1953—1957年湖南省为中心的考察

湖南省的个案显示,20世纪50年代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深入、渗透和扩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另一方面,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以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代替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做法,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不安稳和农村社会的不安定。     

政策演进中的统购统销制度特征分析

统购统销是集体化时期国家在粮食工作领域实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设计。在实践过程中,统购统销具有对农村的强制性和对城镇的保障性两个方面特征。这一特征也使得统购统销成为一种偏向性制度设计,使其成为1959-1961年农村饥荒的重要制度诱因。     

统购统销：农产品社会生产过程的国家化

作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短缺造就的产物,统购统销是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国家通过“定产、定购、定交、定销和定消”来对其实行严格管控和计划管理,从而实现农产品资源供求的国家化,并把国家权力纵向地从中央延伸到乡村,甚至到农户家庭中,还横向地扩展到农产品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领域,完全控制了农产品社会生产整个过程,并以此赋予农产品国家的属性,强化社会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对社会进行渗透与整合的目的。     

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主要包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策,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政策以及促进人与社会各方面和谐发展的政策。战后西方国家之所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主要是因为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也是垄断资本积累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我国有重要启示。     

农业合作化视域下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山西外调粮食纪事

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生产的粮食,留足口粮、种子和饲料粮．多余部分由国家收购：城镇人口和缺粮地区的口粮,统一由国家定量供应：省市之间实行粮食统一调拨．以调剂省市之间粮食的余缺平衡。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西的粮食生产持续保持稳定,是外调粮食大省。     

江西外调粮食纪事

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生产的粮食,留足口粮、种子和饲料粮,多余部分由国家收购;城镇人口和缺粮地区的口粮,统一由国家定量供应;省市之间实行粮食统一调拨,以调剂省市之间粮食的余缺平衡。新中国成立     

粮食统购统销视域下国家与农民关系（1953-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缓解严重的粮食危机,出台并强力实施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此引起农民强烈的反应并形成农民与国家之间紧张的互动和博弈。这种互动和博弈主要表现为国家统购统销与农民自由之间的矛盾,高征购引发农民“粮食恐慌”的危机,强迫命令风导致农村干群关系尖锐对立。在农民微弱且坚韧持久的利益表达压力下,国家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统购统销政策,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现双方的“利益整合”,冲突得以调适和纾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和博弈,不仅折射出国家尊重农民、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所做的不懈努力,也为当今推进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借鉴。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名词解释及人物介绍

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简称。是国家对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政策。我国从一九五一年起,先后对棉纱、粮食、食用植物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凡是统购统销的物资,除了国家委托的企业有经营权之外,其他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得经营。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物价,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打击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保持党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课题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和弱化群众基础。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英汉翻译中词义的选择与延伸

在英汉翻译中,译者除了对原文的词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有时还需挖掘其深层含义或延伸意义,以增强其表达功能。     

云南部分志书中记载的沐英父子死因质疑

部分志书记载沐英、沐春、沐晟为明太祖、成祖赐死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据 ,并结合封建文化背景和当时政治形势及太祖、成祖与沐氏父子的特殊关系 ,深刻分析其被赐死说的疏误 ,同时探讨了沐氏父子的正常死因。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析违宪审查权的概念

违宪行为决定了违宪审查权涵盖的范围界限,要从违宪之"宪"的内涵和外延、违宪行为的主体、违宪方式等几方面认识违宪行为。违宪审查权就是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团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精神、原则和规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