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中的严格责任辨析

严格责任的涵义界定上的混乱导致了学界对是否应当在环境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的争议。通过对严格责任的含义的辨析,本文认为,环境犯罪中应当适用的严格责任是指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时仍然构成犯罪的责任形式,此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严格责任适用于环境犯罪将简化对环境犯罪的指控和惩罚,并促使单位或者个人更为谨慎地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发生,从而在环境保护中起到重大作用。     

中外事故犯罪主观方面之比较研究

事故犯罪的主观方面是事故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然而中外刑法对事故犯罪主观方面存在不同的界定,对中外刑法事故犯罪主观方面进行比较,有助于正确界定事故犯罪的烛光方面,进而促进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笔者认为,事故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罪过只能是过失,不存在复合罪过。     

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之否定研究

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是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动力.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两大法系关于环境犯罪立法之比较

两大法系关于环境犯罪都有不少立法 ,但存在一定差异。在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上 ,英美法系认为环境犯罪的认定需有故意和过失 ;而大陆法系则采用罪过原则认定环境犯罪。在犯罪行为上 ,作为犯罪是两大法系立法的基本情形 ,不作为犯罪是两大法系立法的例外情形。在刑罚执行上 ,两大法系对刑罚方法的运用各有特点     

单位犯罪罪过的法律透视

在单位犯罪理论中,单位犯罪的罪过是单位犯罪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单位犯罪的本质,单位犯罪的罪过具有二重性,与自然人犯罪的罪过区别也在此;厘清单位犯罪的罪过内容、形式以及单位共同犯罪的罪过对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持有型犯罪的主客观特征

持有型犯罪是新修订的《刑法》规定的一类犯罪。目前 ,在刑法理论上对这一类犯罪的行为方式到底应归于作为还是不作为 ,抑或是第三行为方式以及这一类犯罪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性争议较大。本文着重探讨了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归属以及其所具有的客观行为性和主观罪过性 ,这无疑有利于我国刑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网络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在刑法上属于特殊类型的犯罪。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理论和立法上，概括了网络犯罪概念的各种学说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界定网络犯罪的见解；在犯罪构成上，论述了网络犯罪客体的复杂性、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犯罪主体的智能型和主观罪过的预见性，提出了完善立法的意见；在刑事处罚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处罚规定存在的缺陷以及立法建议。     

环境犯罪论

本文着重探讨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定性及查明方法，国家可否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以及针对某些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亦可构成等理论难点。作者指出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环境犯罪的立法迫在眉睫。本文论证了环境犯罪立法应遵循的原则，并尝试性地设立了环境犯罪中各具体犯罪的罪名、罪状及法定刑。     

试论环境犯罪

对环境犯罪实行刑事制裁是有效防止环境侵害的法律手段，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环境犯罪不同于其它犯罪，构成环境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惩治环境犯罪必须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避免以罚代刑，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惩治环境犯罪的力度。     

我国环境犯罪的类型与罪过形式问题刍议

在环境犯罪的犯罪类型方面,虽然排除举动犯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结果犯、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划分,学界仍争论不休。在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的问题上,不同的罪名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两个问题应当进行明确的、具体的解答,只有这样才能为理论和实践中对于相关环境犯罪罪名的认定和判断予以指导。     

论直接故意中的犯罪意志

在支配直接故意犯罪的主观罪过要素中,犯罪意志是核心,它体现了直接犯罪故意的罪过实质.犯罪意志是一种动态的心理活动过程,它是在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犯罪意志的形成和表现过程实际上就是犯罪目的的展开和实现过程.直接犯罪故意中的"希望"就是行为人意欲通过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作用一定的对象,促使危害结果产生,以达到预期犯罪目的的意志活动过程.     

论环境犯罪客体

环境犯罪客体是环境犯罪区别于传统犯罪的重要特征.作者从对有关环境犯罪客体的观点的述评入手,认为传统的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刑法犯罪客体理论在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上有着严重缺陷;对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应当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狭隘性,立足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即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受到破坏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环境权关系.     

论持有型犯罪之主观罪过

程序上起诉机关对持有型犯罪主观罪过举证责任的免除并不意味着实体上主观罪过不再是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只要我们坚持罪过责任原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主观罪过是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罪过此时最大的意义在于被告人可以此进行无罪辩护。该类犯罪的主观罪过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 ,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该类犯罪故意的成立并不必然以对持有物的“明知”为前提     

论持有型犯罪的性质和构成

由于刑法学理论界对持有型犯罪的研究尚不成熟,对该类犯罪的行为性质、罪过形式等问题争议很大。从规范层面看,持有型犯罪应属于作为形式的犯罪,且只能由故意构成,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严格责任应是持有型犯罪罪过形式的合理补充。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罪过问题之研究

刑法学界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存在重大分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论者未能立基于本罪系基本犯罪为具体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误将行为人对“严重后果”而非基本犯罪的具体危险的心理态度作为认定罪过形式的依据,自然难以得出本罪实为故意犯罪的合理结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基本犯罪形态为危险犯,行为人实施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只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危险,而无需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即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因为：罪过认定依据不能脱离立法规定;结果加重犯的罪过认定应以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基准;结果加重犯基本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本罪主观罪过形式的证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观罪过应是指行为人对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危险的危害后果的罪过心理态度.此种罪过心理只能是故意,既可是直接故意,也可是间接故意,但不能为过失.     

论持有型犯罪之主观罪过

程序上起诉机关对持有型犯罪主观罪过举证责任的免除并不意味着实体上主观罪过不再是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坚持罪过责任原则，必须承认主观罪过是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被告人可以此进行无罪辩护。该类犯罪的主观罪过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论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

环境监管失职罪罪过形式的立法空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困难。环境监管失职罪的主观方面是单一罪过形式,有且只能有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较之一般犯罪而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构造稍显特殊,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承担两个层级的注意义务,一是对被监管者之危害行为或者其他外力因素存在的认知义务,二是对由此可能造成的法益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和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违反注意义务便有成立过失犯罪的可能。环境监管失职罪属于监督过失型犯罪,审判实践中应将其与出于故意心态的滥用职权罪区别开来,准确定性环境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行为。     

持有型犯罪的若干问题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宗旨在于强化法益保护。它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又包括间接故意,而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故意之要素。这种主观故意及其违法性认识是由立法推定而来的,因此,在诉讼中,被告人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据来反驳这种推定。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性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均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同时还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每一商业贿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积极追求并希望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商业行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职务换取财物.     

试论生态犯罪的构成要件

生态犯罪的犯罪客体是生态权益,自然人和法人是生态犯罪的主体。在生态犯罪的客观方面,我国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立法,将传统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侧重于结果无价值转向行为无价值。在生态犯罪的主观方面,鉴于生态犯罪的特殊性,我国对部分生态犯罪不应适用严格的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