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法治保障研究论纲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人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是衡量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是否达到和谐状态的根本依据.从总体上讲,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对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充分实现,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不完备、实用性欠缺、法律政策化、民族政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不尽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自治机关自治权的行使不充分、国家的优惠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的障碍.为营造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权实现的良好法治环境,必须在深入考察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化改革、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和谐发展之间现实与可能的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采取可行措施以改革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     

普惠视域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法制保障的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发展较为落后,阻碍了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以法律制度保障差别性支持民族地区金融的发展。现行法律政策等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支持力度较弱,应从普惠金融法的价值如“安全、效率、普惠、共享”等以及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入手,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创新、完善民族自治地方金融法制,促进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基于公共财政理论的民族教育财政体系研究

我国当前教育发展和落实民族教育自治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教育财政投入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单靠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能力远远不够,它有赖于民族自治地方教育公共财政化程度的提高、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和对民族自治地方更多的政策倾斜与照顾.民族教育公共财政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民族教育只有在国家财政以及其他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方面得到更多的保障,才能在民族地区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中走出困境获得更大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自治权的流失、偏离与调适——以自治（州）县改市及行政区划调整为视角

随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自治州、自治县面临着撤（州）县建市和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政治架构之中,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只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除此之外的其他行政区划单位都不能构成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撤（州）县建市及区划调整导致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流失、虚化与偏离,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形式制约了民族地区城市化的步伐。在城市化进程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该创新自治形式,增设＂自治市＂,明确城市民族区的法律地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和法制确认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构成研究

在我国宪政的建设过程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快速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的内涵出发,通过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和谐关系、党政和谐关系、民族和谐关系、组织和人事和谐关系、制度和谐关系以及行政和谐关系的研究,阐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内容。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自治立法模式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实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行法律框架中,国际公约、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具有不同的优势和作用.民族自治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特殊形式,对保护和传承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针对性和天然优势,易于形成利用特色立法制度调整和规范特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特契合"的最优效果.     

论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自治权。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民族自治地方税收法律制度亟待改革。要着重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体系的设计这两方面来创新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     

和谐社会视角下民族法制的完善

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客观上要求完善的民族法制作保障。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相对滞后且过于政策化和原则化,相关的配套法规极不完善,民族法制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国家应当根据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做适时的修改,加快相关配套法规的立法步伐,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调控与实践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享有一般地方立法和自治立法的权力,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是其中一项权力,虽然在表面上影响了国家法制统一,但通过变通条件的设置等调控措施完全可以保证国家法律与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有效衔接,与国家法制统一并不存在制衡的关系。五大自治区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的实践,证明各自治区都是在坚守“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所变通,有所坚持,保证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的有效实施。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简论门户及其与门神、门画之关系

门神观念是我国传统民俗观念之一,其产生与早期人们对门户的认识与理解相关。门户不仅是建筑实体,且具有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出于装点、神秘化门户的需要,门画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出现并传承至今,成为当代一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