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８１章是冯先生一生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后所做的总结，也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在这一章中冯先生提出了关于两种辩证法思想的问题。与他以前的论述相比较，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明显的发展。冯先生关于辩证法思想的论述，有深远意义，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著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过秦”与“恢汉”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的“绪论”。冯友兰先生应本刊约稿,同意将此文先行在本刊发表。     

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

<正> 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荀子明确肯定“天就是自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否定了神秘的天命观。二是“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荀子的这一思想被誉为“辉煌千古的一段名论”(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我们认为对于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这些评价不仅过高,而且流于表面化,没有更深入一层去研究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荀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冯玉祥教训蒋介石的轶事

一九四五年冬,冯玉祥先生自己从《六韬·文韬·文师》中节选了一段话,从“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起,到“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止,用隶书写成一幅中堂,作为蒋介石五十九岁生日的贺礼。这是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冯先生教训他的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冯先生还多次送“书”给蒋介石读。这“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冯先生从古今中外的著述中节选出来的段落汇编而成的,内容集中在对外御侮、对内民主两点。冯先生读书时遇着合适的段落就选一段,有时也叫他的秘书帮着选几段,这样积累到若干段后,由他排个顺序,再交给在他家     

略论冯友兰先生的逻辑观

蜚声中外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无论在其长篇巨制的《中国哲学史》中,还是散见于鞭辟入里的诸多论文里,除了对哲学、史学有深刻造诣外,还应当提及的是他对逻辑,尤其对中国逻辑史的谙熟和独到见解。我们要研究逻辑,不可忽略对于冯先生逻辑观的探讨和研究。１冯先生在他的...     

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中国哲学史课时编写的.但仅出版了上卷——这是他在留学美国期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论述春秋战国时代自老子至韩非等的哲学思想.成书后,胡适于一九一八年送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即为之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     

《故事新编》解读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闯将。“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模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这就是说,《故事新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其重要的开拓意义。先生论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不争之民”,遂“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先生读史,他说“历史没有年代”,“只有吃人两个字”。这里先生把历史解读为“混沌”一片,纪元年代失去了意义,中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论方东美生命本体论的创建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是在融摄西方生命哲学、会通中国哲学《周易》和《中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早年融摄西方的过程中,他在吸收柏格森、尼采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生命哲学的取向,但也造成了理性与非理性、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入中国哲学研究之后,在《周易》和《中庸》的“生生之德”与价值理论的启发下,他修正了早期的矛盾观念,确立了“普遍生命”这一最高概念,并为普遍生命规定了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六大构成要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具有机体主义特征的生命本体论思想。     

对新编中学语文单册课本若干注释的商榷

笔者曾撰《对高中语文若干注释的商榷》一文,对高中双册课本中的文言文的若干注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积多年教学所得,再对中学单册课本中的文言文的若干注释提出商榷意见,供编者和同仁参考。 一、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新编初五册《羽林郎》) 其中“徒区区”,课本注释为:“不过是白费心机。区区,指心,这里引申为心机、心计。”将“区区”作如是解,不妥。 “区区”在此是“款诚”、“忠爱”之     

“资之”应作何解

新编高中语文第三册《信陵君窃符救赵》中“如姬资之三年”一句,课本将其中的“资之”注释成“为这件事出钱(悬赏)”,我们认为並不妥当。 如果说“资之”是“出钱悬赏”,那么,“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信陵君和他手下的门客岂不是为了领取“悬赏”才为如姬报仇的?纵观全文,这样理解不但有损于一贯“急人之困”的信陵君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违背了作者司马迁着力推崇信陵君的意图。     

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

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著作中,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开拓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从邓析开始撰写的,他虽没有断言邓析是中国逻辑史的鼻祖,但由其书的结构——“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邓析与形名”可见,他把邓析作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则明确写道:“《汉书·艺文志》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论荀子“解蔽篇”的认识论特征

荀子是先秦时期百家之学的总结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认识论代表着中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对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都有深远的影响。《解蔽》篇是荀子在认识论上的力作,在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宝库中占有突出位置,由于它紧密结合社会政治现实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认识论上的见解,包含着诸多唯物主义辨证法思想因素,以致使它在整个中国哲学认识论     

马克思对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及其意义

从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的角度研究哲学史,划分哲学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以此对中西哲学发展道路之异同进行比较,阐明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是一种值得唱和的方法。张世英先生的大作《“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就作了这样的尝试。文中张先生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精湛分析,指出西方哲学围绕主体客体的关系问题经历了柏拉图以前早期自然哲学的“天人合一”,近代     

试论苏轼三教合一的思想

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有人把他列为李太白之后第一豪放的诗人,评价是够高的了。但是,秦少游还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说:“苏氏之学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尤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答傅彬老简》)。事实上,苏东坡既称得上伟大的文学家,又称得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政治人物。以苏氏为中心,在中国哲学史上曾形成的“蜀学”。侯外庐认为,“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中国思想通史》卷三)。这种思想,苏东坡尤为突出和执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