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论魏晋小赋的盛行及其特色

赋作为一种韵文形式,始于战国时期。战国时荀卿有《赋篇》,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风赋》。到了汉代,赋成为一种主要的文体,作者亦众。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有长篇大赋,驰骋词藻,铺张扬厉,夸耀汉德,但看不到作者情志的陈述。惟自西汉末东汉初班彪作《北征赋》,后来班昭作《东征赋》才开始有抒情的小赋,至东汉末年短篇小赋才多起来。如蔡邕有《述行赋》,赵壹有《刺世疾邪赋》,赋体由此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期小赋盛行,就成为赋体的主流了。今略述其盛行的原因、句式及风格特色。     

论汉赋的盛衰演变

汉赋,从立朝到文景之世,还是骚体赋的天下。散体赋在武帝登基前刚开始形成,随后便兴盛起来,取代了骚体,成为赋坛主流。此后到昭宣元成之世,散体大赋发展到全盛阶段。至明章两朝,大赋始成强弩之末,和帝以后衰落下去,逐渐被抒情小赋取代。这一兴盛衰变的过程是同汉帝国国力的消长及汉代儒学正宗统治的强弱相伴随的。汉初的赋是直接继承楚辞的。贾谊的《惜誓》、《服鸟赋》、《吊屈原赋》,东方     

从庾信《春赋》中的对偶谈到修辞

一、庾信和他的《春赋》这篇文章是从庚信(文学史上有争议的名人)的一篇小赋——《春赋》作出来的。主要想研究一下其中的对偶。通过对偶的分析再去观察一下修辞的问题。庚信(513—580)的赋有名的有好多篇,特别是《哀江南赋》是公认的代表作。但这里却没有选用。这是因为,一则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学,不是文学。《哀江南赋》是他文学上的代表作,而我这里研究的是他的对偶,完全不必选他那篇洋洋洒洒的自传兼抒情议事的长篇。二则是这篇《春赋》也有其代表性,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而且     

张衡的文学成就

张衡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的文学家,他的一生,擅长诗、赋、铭、赞、诰、诔、书、疏等各体韵散文辞的创作。张衡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在被安帝征召之前,即公元112年左右,主要以模拟创作为主,如《二京》、《南都》、《七辩》等;后期是自此以后的创作,又以晚年的作品为主,如《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等,创新求变的成分比较大,这是张衡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张衡《归田赋》之比较

《归去来兮辞》与《归田赋》(以下简称两《归》),是中国赋文宝库中两颗灿烂夺目的明珠。两篇赋具有同一题材、同一思想的基调,文章气质上也极其相近。但是,读后却丝毫不感到因袭雷同。它们各自以其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而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 张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归田赋》是其为官之时,阉党专政,朝政混乱,思有建树而不能,遂产生了弃官归田的思想,因而写此赋以抒志。陶渊明是东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     

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

2 0世纪是汉赋分类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丰硕 ,新的观点纷呈 ,经过系统的总结与梳理 ,从题材内容上把汉赋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和俗赋 ,在体裁形式上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 ,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 ,咏物赋以小赋为主 ,俗赋则是以口语为主的通俗小赋。     

从《滕王阁序》看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争议较大、影响较深的文体。王勃的《滕王阁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代表骈文的最高成就。从内容上看,《滕王阁序》拓展了骈文的艺术境界。在艺术形式上《滕王阁序》接受了六朝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在骈赋的形式上加以散文化,达到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王勃《滕王阁序》的内容、形式及艺术境界,探讨骈文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肯定它对中国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陌上桑》与汉代政治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其主旨是描写一个采桑女子对太守调戏的嘲讽,歌颂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精神云云。但透过该诗,结合当时社会现状等方面情况看,其实这首诗只是反映了汉代地方政治之一般特色。它虽是一首民间歌谣,其所反映的内容却与汉末政治社会之情况暗合。由此可以看出,它绝不是普通老百姓唱的,也不是歌颂劳动人民坚贞不屈、批判统治阶级荒淫无道,它只是熟悉汉代政治的地方大姓人家子女之间互相谐谑嬉笑的欢唱。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赋新论

汉赋垄断两汉文坛,表现大汉帝国风貌,讽谰帝王奢华。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汉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华丽的辞藻、铺陈的笔法,把我国中古文学推向了崭新阶段。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