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译汉中的“语域”现象

英语语言具有多样性.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变异系统,变异是常态而非例外.语言变异归纳为两类:方言和语域.语域用不同方法表达不同的事情,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随情景变化而变化.在英译汉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要特别注意"语域"现象,在语境中考察语言,使译文更地道,更妥帖.     

《红楼梦》中“笑道”译法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笑道”两字的翻译做比较，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找出两个文本在翻译差别上的根源。提出：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对应，译文更要受到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     

关于翻译标准“信”的一些思考

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主要表现为译文在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层面尽可能与原文接近。在译者身上则表现为源语和的语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统一。因此,译者必须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以保证译文忠实于原文,并在此基础上力求译文的传神达意     

译者认知框架下翻译的可译性

译者作为两种不同语言间沟通的桥梁,将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联系在一起。翻译过程中,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举足轻重。该文试图从译者的认知模式着手,通过对译者信息处理模式的介绍,探讨译者方面引起的翻译困难和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从奈达的“对等”理论看译者的追求

译者追求的不同能反映出译者的翻译观,会牵涉到译文的标准,当然会产生不同的译文.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等"理论,依靠读者反应确定译文的优劣,但不是追求与原语完全一致.其他中外翻译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许多翻译实例都可以体现追求与原语"完全一致"的译文的弊病.译者应该追求"最贴切的最自然的对等表达",译文应该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不应该是贴近或照搬原语的表达方式.     

译者认知框架下翻译的可译性

译者作为两种不同语言间沟通的桥梁，将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联系在一起。翻译过程中，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举足轻重。该文试图从译者的认知模式着手，通过对译者信息处理模式的介绍，探讨译者方面引起的翻译困难和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语篇翻译中的情景因素分析

语篇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与传统翻译策略不同的是,语篇翻译不再局限于语言形式,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篇的情景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同样语篇的不同译文,可以发现具体语言环境,语篇的参与者不同以及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     

变译理论与解构主义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比较

"作者死了"解构了原文的中心意思,意味着译者作为读者在对原文的解读与译文的建构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译理论中由"译者施变",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活了。不同的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主要通过对原文的异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其目的是让译文进一步接近纯语言,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主要限制条件是纯语言。而变译理论中,译者主要通过对原文的归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其目的是让译文能高效地传达信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主要受读者制约。     

英汉翻译中的“翻译腔”研究

"翻译腔"是由于译者受原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而产生的不符合译语语言习惯的译文.这种译文生硬、晦涩、难懂,甚至使读者不知所云,是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应该避免的.从翻译腔的概念及其形成原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克服其症的见解.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     

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因此,翻译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之前,多数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对等”。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原作二元对立关系,冲击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原则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新定义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朱自清散文《匆匆》的三种英译本的语言维翻译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中心是译者对原文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对译文生态环境的选择。文章通过对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三种英译本的比较,从语言维的角度分析不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不同程度的适应和选择。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厚翻译述评

分析了厚翻译的成因,作者认为：语言文化差异、文化取向不同和译者主体性有别是导致厚翻译的主要因素。翻译实践中的厚翻译现象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译文的信息量不应大于原文的信息量;过度过滤源语文化的异质成分是译者主体性的过度表现,是一种文化自恋倾向,往往会导致厚翻译的信息量超额,从而使译文的关联度大于原文的关联度,降低译文的可信度。     

对联翻译的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解读

对联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而对联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映射着两种迥异的文化。对联的特性决定了其翻译或是中华文化译介中最富挑战性、最难操持的技艺。因此,为达到译文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原文效果,译者可以大胆借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于"三维"转换,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保留对联的语义形式、文化意象、交际意图,以取得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等效。     

调动语外知识避免英汉互译中的硬译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又有着不同的语言,因此作为一种媒介,翻译就变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翻译中直译和意译是运用得最普遍的两种翻译手段。可有译者以及翻译研究者全盘否定直译,认为逐词逐句地直译就是硬译,这会使得译文晦涩难懂,甚至会错误传达原文的意思。怎样避免直译中的硬译,这就成了主张直译的译者及翻译研究者倾心研究的问题。要想使直译翻译出来的译文达到理想的效果,翻译过程中译者有必要充分调动语外知识并考虑众多其它社会文化因素。     

文学作品只具有有限可译性——介绍季羡林先生的“橘枳说”

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利用古人关于橘和枳的论述来阐述文学作品只具有有限的可译性。他认为文学作品的＂意味＂基本不可译。这一现象有诸多原因：译文难以同时做到＂信、达、雅＂;部分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难以复制;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不同;汉语结构相对模糊;中国人好＂炼＂字;中国诗歌与禅趣密切相联等。该观点描述了翻译学的一个普遍规律,支持了文学翻译应追求神似的观点,并强调了反复推敲译文词句的必要。     

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

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来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这种选择发生在目的语语言任何一个层面上,它包括语言形式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之所以能够对目的语语言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目的语与源发语同样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翻译中的语境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目的语语言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语境会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而变化。在顺应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使自己的翻译行为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发语与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境,只有这样,他的译文选择才能确保不同文化之间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前景化与文学翻译的译文语言选择策略

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能体现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别。翻译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来选择译文的语言。文章认为文学翻译的译文语言选择策略应为诗学策略,诗学策略要求译文选择前景化的语言表达形式,同时译者选择的前景化语言应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