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百年变迁的历史逻辑——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是一个逐步现代化的历史过程。采用新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范式以及“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解释框架,对该历史演进过程与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可将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与改革期”三个时期以及“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缓慢转型、激进式制度变迁的生存与回归、制度断裂、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适应性再生产”的发展脉络。环境变迁与国家主导影响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生成及实践,行动者的观念认知是制度变迁的动力,集体行动与认知制约导致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仍面临如何实现类型发展、如何实现合作共治、如何实现特色发展以及如何加强制度供给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论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制约因素与互动机制

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有许多制约因素,既有体制内因素,又有体制外因素。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推拉相助的合力过程,首先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其次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第三是一个社会推动的过程。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主动权在政府,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放权与控权相结合,合理配置政府与学校的办学权力;坚定性与渐进性相统一,逐步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加强教育法制建设,依法维护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正确选择。     

中国大学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改善途径

中国大学治理目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尚未真正落实,社会参与大学管理的渠道不畅,大学内部各权力主体的责、权、利纠缠不清。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优化大学治理理念、完善大学组织法律法规是实现中国大学良治与善治的有效途径,其中制定与完善大学章程是关键。     

民国与当代:论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素质历时性差异

正如中国大学经历了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的制度变迁、文化变迁一样,作为特定时期中国大学的主要管理者们——大学校长群体也呈现出鲜明的历时性差异.总结和反思这些差异性特征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主客体原因,对于提升当下中国大学校长整体素养和办学治校的能力,或许不无裨益.     

我国第三部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程。这三个阶段的逐渐演进可以理解为一场制度变迁,是在制度环境不断变化下形成的新的制度均衡。在我国第三部门的制度变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延缓了我国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因此,针对路径依赖中的制约因素有选择地进行路径创新,可以有力地推进我国第三部门的制度变迁进程,为第三部门的发展营造更有利的环境。     

高校办学自主权实施的条件缺失及其重构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既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但目前在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实施过程中,存在权力失衡、边界模糊、界定困境、环境缺失、发展矛盾等缺失性条件,因此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路径,应实现权力平衡、明晰权力边界、厘清政校关系、重塑自主环境、理性回应期待。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中国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发现其在变迁模式、变迁路径与变迁过程上呈现出三重变迁逻辑，而制度环境、制度系统、观念与行动者之间的协同互动则构成其变迁的动力机制。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制度变迁轨道，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征地思想、确立依法征地的制度原则、融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大学治理: 走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

本文基于市场化、政府变革和现代社会组织崛起的新"制度环境"研究"大学—政府—社会"三元关系形态下,中国大学外域之治转型问题。从宏观角度观照大学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透视附着于大学组织结构、制度框架中的组织性状,探寻大学与其外域之间存在的各种冲突和整合的价值所在,提出构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市场的和谐关系,建立新型的良性互动、有机协调、有效制衡的大学治理模式,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市场规范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最早的中国大学学报出现在100多年前,是中国大学制度的见证者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载体。但在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日益繁荣的今天,由于结构、布局的先天缺陷以及路径依赖,中国大学学报正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甚至唾弃化的命运。路径依赖可以滞缓制度变迁,但不可阻挡制度变迁。目前,由政府主导的针对中国大学学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及由学报界自发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奏响了中国大学学报改革的乐章。其中,由17家教育部名刊发起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正日益显现出作为变革中国大学学报命运的最优路径选择。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大学制度变迁过程的一般理论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一部大学发展史 ,就是一部大学制度变迁史。新经济制度学中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可以解释大学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有些现象。但是 ,此理论关于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 ,而真正要剖析中国大学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有关现象和探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有必要对制度变迁理论作进一步挖掘。所谓大学制度变迁 ,就是各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中 ,非正式大学制度经由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成为正式的大学制度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质是大学制度从僵滞阶段经由创新阶段而至均衡阶段的发展 ,是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所构成的周期循环过程。     

宪法思维下的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研究--以大学章程建设为视角

大学自治在西方社会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和常理,这与西方在中世纪时期诞生的"市民社会"一脉相承。大学章程建设情况是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否得以良好实现的"晴雨表",从大学章程的制定现状可以管窥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现情况。大学章程作为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的宪章,亟需在我国公立高校予以制定并发挥实效。     

大学管理创新与数字时代的大学教育变革——论中国大学管理传统与制度创新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百余年的现代化,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管理模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官方主控、集权管理、科层组织等管理传统。大学内部管理受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体现出缺乏独立性、政治化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文化传统,制约着中国大学管理的现代化。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必须创新大学管理理念和文化传统,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管理改革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从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看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我国台湾地区《性别工作平等法》为例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会涉及多个行动者,采用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框架来分析我国台湾地区《性别工作平等法》的制定过程,可以认为行动者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采取行动,不同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会建构出新的制度环境。本研究将与此法案有关的行动者分解为妇女组织、政府立法部门以及企业团体,呈现了各方行动者的博弈过程,并指出政策本身对权力与资源的分配程度有可能是影响政策是否通过的重要因素。     

从权力本位迈向权利本位

大学治理效能决定了大学治理向现代化递进的成色,其有效性需要在权力—权利的双边互动关系中呈现。中国大学治理呈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且治理成效显著。在权力逻辑中,由于大学权力精英治理事实与民主参与价值之间的疏离,需要廓清各行动者权力的边界。在权利逻辑中,大学治理要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将这一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大学治理的核心机制。基于此种认识,大学治理必须坚持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以利益相关者权利确立大学治理的根基、以法治凝聚大学治理的共识、以集体行动创造大学治理动力、以质量文化提供大学治理支撑,由此确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点,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轨迹及新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日本经历了大致三个不同的阶段:战前,战后至上世纪90年代,90年代至今。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有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对其研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日本国内政策环境的制约;同时,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有着独特见解的经济学流派,其可被接受的程度又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名校长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

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名校长的办学理念紧密相关,中国大学精神也因这些名校长的办学理念而得以发扬光大。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精神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和40年代的西南联大可谓是中国大学精神的三座里程碑。从某种意义来说,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名校长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化身。五四和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表现出来的精神和风采至今让人留恋。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所呈现出来的“名师教学”、“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更是近代中国大学精神在追求宽松的文化与制度和谐共生的环境下孕育出的结果。这对于当今中国如何办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校长的思考和行动,仍有参考价值。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研究

完善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奠基性,是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依据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历经依附阶段(1977—1995年)、探索阶段(1996—2012年)以及独立阶段(2012—2022年)。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深受政教体制、经济体制建设以及人口发展结构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制度成本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及协同效应塑造了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经历了先上(高等教育)后下(学前教育)的独特背景,未来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体系应当坚持渐进性变迁,强化协同效应,共同构建有利于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友好环境。     

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大学系统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大学系统呈现出依附性、统一性、等级性、泛国际化等特征,这些特征制约了大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为审视中国大学系统提供了合理化基础。后现代主义思想观照下的中国大学系统具有如下特征:自主性、差异性、平等性、民族性。从后现代主义视野来反思和审视我国现代大学系统,揭示现代大学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把握大学系统的历史变迁,对于重构我国大学系统,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央地互动、多重逻辑与制度变迁——基于对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的考察

以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为基础,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行动者的多重逻辑出发,在央地互动视阈下对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度逻辑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在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制度变迁中,央地双方在多重逻辑的相互作用下,针对不同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实质设立了差别化的行动准则：在中央权威有效性逻辑与地方代理自利性和局部自主性多重考量的相互回应下,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采取了掌控与突破的相斥性准则;在中央强公共性和有效性逻辑重叠与地方局部自主性逻辑的相互交织下,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则采取了放权与执行的相容性准则。在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央地双方展开了持续性互动,最终形成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的“双轨化”变迁路径。由此可见,在央地政府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中国未来的建设用地配置改革,不能只寄期望于诸如简单引入市场机制等治理结构层面的改变,还需要从深层次把握中央集权体制下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管理诉求与互动策略,由此才能设计能够引导央地激励相容、优势互补的制度改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