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环境治理悖论中的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一个智猪博弈的模型

智猪博弈模型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治理环境的行动逻辑。以"智猪博弈"模型讨论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环境治理偏好,可以清晰地描述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环保行动逻辑,解释政治晋升锦标赛制度语境下的环境治理悖论。依据博弈"规则制导"的核心启示,破解环境治理悖论需要以"放权"和"赋权"的两手,以位移制度开关设置和扩大预期制度红利增量的协同性制度变迁,督促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从"等待"走向环境治理的"行动"。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博弈分析及规制建议

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建设用地所有权制度和相应的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都是催生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制度根源。通过对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博弈分析发现：中央政府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出现明显偏差——＂激励的悖论＂,即中央政府加重对集体进入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的处罚,会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监管,而加重对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的问责,却能降低集体进行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概率。鉴于此,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监管,由地方政府主导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采取分类处置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完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措施,以解决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问题。     

环境纠纷与冲突中的居民行动及其策略 ——以上海A城区为例

基于对上海一个中心城区(A城区)的田野调查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对发生在城区中的环境纠纷与冲突案例的分析,来解读居民作为环境问题的受害者,为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和环境利益而与企业法人行动者和政府法人行动者间进行的冲突与博弈过程,揭示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居民行动者所运用的行动策略和行动逻辑,以及各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所建构出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     

网约车改革实践如何形成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的双维度分析

在治理和政策成为理论与现实相连接的两大议题之时，中央和地方治理主体是如何通过与市场、社会保持某种互动性学习而不断推动政策变迁的？根据网约车改革实践提出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双维度分析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在政策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调适性合作机制，中央政策制定通过给予地方自主性上的“留白”空间，尊重地方意愿，撬动市场力量，凝聚民众共识，提升了政府决策能力，使得政策学习常态化，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路径锁定。在社会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策略性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制定对平台公司既有运营模式进行重塑，地位合法化使得其行为更加规范，民众对市场更有信心，对政策更加认同，社会学习与政策学习并存成为必需。在两个学习效果测量上，基于效率水平和人本价值二维特性，政策学习在央地、央市、央社、地市、地社，社会学习在市央、社央、市地、社地、社市五大学习主体上均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水平。最后指出，治理依托政策，政策反映治理，未来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社会双向互动的学习视角出发，迈向更多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解释。     

差别化管理与调控建设用地资源的政策组合研究

我国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区域协调发展客观上对建设用地利用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转变建设用地的利用与管理方式,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与差别化的管理政策。只有完善土地政策的宏观保障体系,理清土地政策与配套政策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与其他政策的互动协调机制,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与差别化管理目标的实现才有保障,文章在分析外部规划管制、区域发展、产业发展、财政税收以及金融五方面保障政策协调性障碍现状和改革方向的基础上,从城乡功能区规划管制、区域差别化发展战略、产业用地政策、土地财政税收(财政转移和土地税收出让金替代)和地方金融融资平台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保障重点措施。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良性互动的实现路径——基于行动的“嵌入性理论”视角

在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中,如何动员农民参与始终是基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治理难题。农民为什么不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动？行动的“嵌入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农民行动是嵌入在多重依赖关系之中的。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强,越能回应国家（通过地方政府）需要的参与行动,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弱,越容易陷入自主性行动。通过NN市乡村清洁运动的案例深描,揭示国家主导与农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是形成利益一致的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互动共振,必须重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并通过政党嵌入和激励嵌入,为农民参与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1952—2012):政策变迁的制度解释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与落实取决于大学的自主性及外部控制的程度。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演变经历了建国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三个阶段。政策变迁经历了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多次反复,但始终没有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之所以成为久拖不决的政策难题,主要源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行动者认知方式的制约以及制度的历史累积效应的影响。任何政策变迁都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环境、行动者和制度。政策变迁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自由与命运——玛蒂尔德的一种存在主义解读

莫伯桑笔下的玛蒂尔德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虚荣心的代名词。但通过小说本身对玛蒂尔德的生存状况的呈现及其对生活的态度与行为的描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认。从存在主义角度去审视玛蒂尔德,会发现她的一系列想法和行为都具有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自由的况味。玛蒂尔德最终面对的是意义的扑空,不由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也诱使人们去思索个体自由存在的秘...     

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

传统的价值分析法没有考虑到功能与成本的调整对产品竞争地位和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设计了一种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法。该方法以价值创造理论和整体产品概念为理论基础，仿照价值工程的分析模式，把所有影响产品竞争力的因素都看作是产品的一个功能项，运用量化的方法，以各功能项在不同功能值时对应的市场竞争地位和投资报酬率为分析焦点，寻求到了同时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最高投资报酬率的功能组合。用该方法确定的功能组合适合作为营销时代产品开发或改进的目标。     

《万寿寺》里的时间

《万寿寺》里的时间具有多重功能,既是小说的主题,又是小说的形式因素:时间的小说塑形指向对自我之谜的探索,通过不断将故事时间放到一个新的时间起始处的手法,以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技巧,将自我扩展为一段广阔的时空,创造出自我的奇异的文学形象。     

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

提出了一种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对在模型失配的情况下,利用投影矩阵所形成的谱估计矩阵,同时对信号的到达方向及未知的模型误差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退火模拟算法保证算法能收敛于全局最优解。为简单起见,文中仅考虑阵元的增益及相位误差参数。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     

进化论在美国150年——兼谈宗教与科学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进化论的思想对当时支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挑战。美国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间美国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看法非常多元,既有接受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进化论的并非反科学的进化论,而是反作为世界观的进化论。时至今日,进化论仍没有被美国人普遍接受,进化论与基督教仍处于一种微妙的紧张中。在美国,围绕着进化论的冲突,并非科学与宗教之间本质上的冲突,而是不同利益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70周年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政治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这部著作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就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世情、国情和阶级关系。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列宁加以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新的科学概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认识能动的观点和变革的观点突出出来了。在唯物史观方面,毛泽东在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国体和政体等等基本观点。     

东西方四种神话的创世说比较

一个民族的神话 ,通常蕴含着民族性格的最深刻的萌芽 ,它一直影响和支配着民族精神后来的一切发展。本文试图对中国神话与日本、希腊、犹太神话在“创世纪”问题上的异同 ,作一个类型学上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