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理想和现实——一个民间组织与农村社区在灾后重建中的关系及其意义

在参与农村社区灾后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间组织仍然带有传统文化的鲜明烙印。它们倾向于按照自身绘制的理想蓝图改造农村社区,与村民和村级组织在灾后重建和发展项目中形成的是权威-服从关系。这种状况影响到民间组织和农村社区的良性互动,影响到发展项目的实际效果,也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成长。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法团主义强调由国家主导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来协调利益冲突,对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独特吸引力.在法团主义视域下,首先,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应能通过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其次,要凸现农村正式权威组织在利益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应合理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权威,使其不损害公益并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来增强农村弱势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实现利益主体的竞争性均衡;再次,培育多方参与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协商性会议、大众传媒等公共论坛来参与协商,形成公共意见.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公平正义.     

海外侨民与侨乡村级社区可持续发展——以福州长安村为例

福建沿海侨乡村级社区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是人口外流、村庄集体经济薄弱,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外华侨捐助,村级社区治理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华侨回乡炫耀性消费,铺张浪费严重。如何引导海外移民参与村级社区建设,促进侨乡可持续发展,福州市亭江镇长安村给沿海侨乡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村级社区治理良好,已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其原因是侨民集体观念强,通过村级非政府组织推动了村级社区可持续发展。     

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开展了有利于土地集约化治理的迁村并居工程。通过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发现,迁村后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总体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2个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性和心理方面的适应性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3个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有着很大影响。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村民的社区适应性,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障其经济来源;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     

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梳理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和村级民主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的村级组织的建设及其职能演变经历了巩固农村政权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村民自治建构时期、村民自治普及时期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村级组织有着不同预期,进而使村级民主建设以及村级组织的职能呈现出不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村级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职能设置,乃至于政府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干预程度,无不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相适应或由国家需求直接决定,国家权威是构建和维持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精英"化缘型"供给——村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提出村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精英“化缘型”供给模式。该模式产生的背景是缺乏集体积累的贫困村庄主要依靠外援来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村庄精英的奉献精神与丰厚的社会资本成为供给的源头。然而,村民的漠视、两委本身的分歧、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缺乏等村级治理方面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制约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与完善程度。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村民社区参与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基于两种村庄经济类型的比较研究

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不同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内容、结构、主体与态度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即村庄经济水平越高,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参与的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结构中的私营经济越发达,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也越高.从学理与实践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村庄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与参与渠道不同.由此,应做好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构村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畅通村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设,增强村民社区参与的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村民的公共认知及提升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乡村振兴的质量，也是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自媒体已经成为主导村民公共认知的主要媒介；信息的复杂性和渠道的多元化使村民缺乏信息识别的能力；应急资源的匮乏和科学知识的欠缺影响村民的公共认知。以村庄社会共同体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应急治理的主要选择。鉴于此，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需要构建以村镇为主体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不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网络舆论引导和镇村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构建以村社共同体为主导、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析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不仅要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同时也要注重社会的力量.作为公民社会力量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的作用,关键是正确的梳理好民用,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与途径.     

论我国村级治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与改革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村级治理的基本制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村级治理模式遇到了诸多困难,如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有待调整;村级财政困难,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村级治理不规范,制度化水平较低;村民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弱化等。为走出困境,应重新定位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因地制宜,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探索村级治理的多元化模式。     

农村社区自治体制的建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村两委矛盾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体绩效欠佳等问题,为此,需要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具体做法是在理顺乡镇与村一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则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农村社会治安稳定维护工作中的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是预防违法犯罪、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主阵地。但是在目前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诸如工作规划不系统、公共空间建设不足、对村民的宣传组织不够、平安社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导致农村社区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应当切实制定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加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与管理、广泛组织村民参与社区建设、加大农村平安社区环境建设、加强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以引导农村社区建设向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的方向迈进。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本质上兼有政府治理与团体自治二元属性,应在政治上施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自治架构,经济上培育农村经济性社会组织,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农村社区自筹为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据农村营利事务和农村公益事务的差异而实施分类管理,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形成社区自治、政府治理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级治理单元,在规制方法上实行乡规民约与法律并举的规则治理,同时倡导礼治社区的文化治理、网格化的信息治理、契约化的社区自治和美好农村的环境治理。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在改革开放之初,村民自治是农村主要的治理机制,它为农村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支撑以及组织保障,增强了农民民主素质,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及理论,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1]。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利益关系比之前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村民自治制度弊病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村级公共组织以及村民之间权、责、利益关系的问题。应在充分肯定我国村民自治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2],探析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实践的角度探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阈

农村民间组织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并在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来阑述农村民阅组织的社区整合作用。具体从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的孕育、农村社区信任的培养、农村社区冲突的调解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等四个方面阐述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发挥其整合作用。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为社区整合提供了观念基础、关系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对于农村社区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来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