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困境与发展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受到人才、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陷入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找准功能定位,建立内育外引的人才制度,以“促民富”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兴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谋创新”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建设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它具有政治引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等多种功能,各个功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共同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组织涣散、工作方式老旧、覆盖力有限并且与其他治理组织间关系不协调等原因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发挥受到限制。因此,可以从加强制度管理、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服务方式、理顺各类关系等方面出发,助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建设与发挥,进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微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微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微治理立足于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基于“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微事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能够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迈向系统型自治:优势叠加与村民自治创新——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的经验拓展

村民自治的源起,是乡村基层治理创新的产物。如今,村民自治已走过四十余年,乡村社会虽经历巨变,但创新精神始终如一。近年来,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稳步推进区级、乡镇、村屯多级治理单元的协调联动,形成了区委领导、部门统筹、乡镇保障、村屯探索、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能力优势的叠加组合效应,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出以系统型自治的基本模式为主轴,以内生和外延的特色发展模式为两翼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分别形成了党领民办自治模式、村屯联动共治模式、“大党委+网格化”服务治理模式、老人协会参与治理模式、党群合力联防自治模式、公共空间协商共治模式、乡贤助力参与治理模式、文化产业融合治理模式等八种村民自治新模式,领路村民自治在建党百年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要素优势叠加和村民自治创新经验拓展,提出了迈向成熟的系统型自治新课题,以及优化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效破解农村短板问题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心骨”和“魂”,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基层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基层队伍不够过硬、产业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结构失衡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硬核,更好地引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效破解农村短板问题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心骨”和“魂”,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基层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基层队伍不够过硬、产业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结构失衡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硬核,更好地引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战略性举措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蕴涵着厚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在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理论逻辑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与互促共进。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根本遵循,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优化乡村生活愿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引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文化引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新时代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探索、论争与展望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表明,村民自治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近年来,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经历了悄然兴起、政策试点和缓步前行的发展过程。理论界也集中对自治重心、自治单元、自治主体、自治策略及其与自治有效关系等展开了广泛的论争,无论学者们的结论怎样,都普遍认为形式创新有助于提升自治成效,但在求解“形式有效”这一问题时,相关研究已进入瓶颈期。展望未来,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不会是一个固定模式或版本,应把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从结构有效、主体有效、机制有效、工具有效四方面不断探索和丰富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双有效”。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农村党组织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进行领导、引领、组织、号召和整合的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号召力的重要来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弱化、组织功能淡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应以强化政治领导力为统领,加强自我管理,致力于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CSSCI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兼具组织资源和乡村治理资源双重优势,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支撑,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特定的运行与考核方式,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下负责机制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驻村第一书记对村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重视不够、培育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动力不足、与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互动不足、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帮扶成效不明显。在助推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建强村党组织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创新拓展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探索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并推进党组织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党建引领视角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天长市农村社区“1+N+X”治理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在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主导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理论视角,天长市基层党组织通过对“1+N+X”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自治基础,筑牢了法治底线,注入了德治理念。研究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绝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党建引领下以自治为基,法治为纲,德治为根,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为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有力互动,坚持规则约束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