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争论: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

在百余年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充满了各种争论.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公共行政学应该定位于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围绕着"到底是政治哲学,还是行政科学"这一问题,西蒙与沃尔多在1952年爆发了一场争论,并影响了随后五十余年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世纪之交,达布利克和公共行政网络社群又再次就此展开了争论.理解这些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     

行政哲学：一个亟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

在我国理论界，行政哲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行政哲学是一个亟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其中，行政哲学研究时象的确定和行政哲学研究内容的界定，是一个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简言之，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行政活动，而是行政科学；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导论、行政学对象论、结构论、功能论、评价论、发展论等六大部分。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行政哲学思想析论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他对公共行政领域不断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构,其行政思想彰显出对公共行政学和公共行政实践的人文关怀。从行政哲学视角看,其思想体系大体可概括为公平至上的行政价值观、后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观和民主行政的伦理观三部分。其思想具有明显的温和式批判的特点,即不完全打破旧理论建立全新理论,而以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纠正和完善为主,其意图是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弗一直关注公共行政中社会公平并不断反思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从事与公共行政相关事务的人们借鉴的。     

我国行政哲学研究概况与相关问题再探讨

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成果迭出。但人们对行政哲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存在不同的看法。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它主要研究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真善美与行政等内容。     

关于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哲学属于应用哲学,与一般哲学和行政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但必须立足我国国情,考虑到历史传统、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要梳理清行政管理中的几个关系,如权力关系、职能关系、责任关系和主客体关系等。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也成为当前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结构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论政府委托行政与社区自治行政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行政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传统的公共行政等同于政府行政、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最佳乃至唯一机制、政府应垄断公共事务的狭义陈旧观念,放弃国家本位、行政权力型的公共行政观念,树立一种更民主、更开放、服务型的公共行政理念。以公共企业(公益企业)行政、公共事业行政、民间组织行政以及社区行政等为表现形式的非政府公共行政正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崭新领域,也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塑造公共行政理念提升行政文化境界

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范畴,行政理念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核心是确立正确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树立和强化人本行政、公共服务、依法行政、结果导向、公正廉洁、科学预见、高效便民、公开透明、开拓创新、和谐善治等十大理念.     

深入开展行政战略研究 全面提升行政战略管理能力——在全国第五届行政哲学暨行政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

行政战略管理已经成为当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之一。为此,深入探讨行政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克服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局限性,实现公共行政学研究形式的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

从哲学的、伦理的谱系来认知公共性,挖掘出确立于公共性最深层次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使新公共服务理论获得了超越传统官僚制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耀眼光辉。我国的行政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范式为镜鉴,也已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于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兴起正是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之应然逻辑与实然诠释。     

行政学中层研究：寻找理论与现实的中介

我国行政学研究面临着基础理论创新不足和实证研究匮乏的双重问题,同时缺乏理论与现实的中介环节.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品性与内在缺失提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构建行政学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是联系经验研究与综合理论的纽带,一方面,它可以被经验直接证明,但又不是经验的简单概括,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它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原则,可以为抽象的理论提供现实基础,从而增强综合理论的解释力.只要我们立足中国的改革实际,选择论域有限的现实问题,充分借鉴其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并完善行政学的中层理论,就能不断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服务于公共行政改革的现实需要.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

政府行政模式(model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是政府行政理念、行政职能、行政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与一定的环境背景相适应，并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转换。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1世纪政府公共行政面对的新环境，WTO的加入使这种新环境对中国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更加严峻。全球化和WTO的加入必将促进中国公共行政的新发展和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因此，如何在认识中国当前政府公共行政的问题与特征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这种新环境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与冲击，并探寻政府行政模式转换的途径，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应当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融会当代信息技术观的行政哲学建构

对当代信息技术本质与作用的单向性理解和行政哲学理论建构的不明,导致公共行政哲学对于信息技术哲学思考的缺失和实践方向的迷失。以“批判的建构论”建构当代信息技术的技术观,可以认识信息技术的价值理性,并揭示在具体的实践的领域,公共行政对信息技术在改变现有的权力、利益关系和行政制度与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所应进行的反思与超越。当代信息技术无可置疑地对公共行政产生重要影响,但这是否源于它所前置性承载的行政价值,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决定性、单向性,是否其自身也成为一个行政问题,等等,这一系列仍在争论中的主题,都需要我们运用信息技术观进行讨论和解释。     

从历史哲学到实践哲学的释义学

历史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按照一般理解，历史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即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在特定的思想意志支配下，符合特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文化传统的行为。因此，人拥有历史，历史是人的本质特征。历史的意义是相对于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人的本质就应是历史的实践和实践的历史的。释义学在人的存在、人的历史、人的实践上坚持此在存在方式的释义学性，把目光集中在历史的基本构成因素———人的实践行为上。对历史的哲学研究属于实践的范畴，历史哲学必然导致实践哲学，即实践哲学将是历史哲学的必然归宿。这是释义学在现当代西方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开辟出的新方向     

行政学产生前西方行政思想理论构架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之前,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行政思想。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洛克、卢梭、密尔等政治思想家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些行政思想构成了现代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来源。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他们的行政思想各有侧重,但围绕公共权力这个中心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论构架,即国家理论、政体理论、法治思想和革命理论。     

优化政府行政与更新行政理念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 ,要优化我国政府行政必须更新行政理念 ,树立现代行政理念。现代行政理念包括的内容很广泛 ,当前 ,我国政府必须树立的现代行政理念主要有 :服务理念 ;民主理念 ;法治理念 ;平等理念 ;选民理念 ;科学理念 ;效能理念 ;公共行政理念     

行政哲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特性

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是一种面向行政实践、以行政问题研究为主的实践哲学,其理论活动方式在于对时代提出的行政问题进行解构和批判。行政哲学研究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和价值性三个方面的特性:批判性主要体现为对行政现象及其背后原因的分析与批判,对行政理论合理性的检讨、反思与批判;反思性表明指导行政哲学研究的是一种体现着研究者价值立场的“反思性知识”;价值性则说明任何行政哲学的活动并非“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而总是在一定的价值基础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     

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120周年

120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它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中国行政学的方法论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中国行政学的方法论之争,主要围绕三个焦点展开:一般性还是特殊性、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从哲学史视域来看,中国行政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争的哲学框架,可以转换为基于"相似性"的理论框架;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的批判,均存在重要误解。后实证主义社群认为:实证主义持社会决定论、忽略行为动机、祛除一切价值判断;定性研究的支持者(同许多定量研究的支持者一样)认为,定量研究是精确而严格的,由此导致公共行政学的许多无谓长久的争论。通过追溯逻辑实证主义和数学哲学文献,在消释上述误解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出,公共行政学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可以构成方法论的连续统一体,定量研究也需要与定性研究相配合,才可能显示出相对的合理性。     

行政裁量为公共行政学注入的新因素——介绍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中的行政裁量问题研究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行政裁量”首先是在行政法学中发展出的一个概念,是行政法希望加以约束的对象.在“行政国家”生成的过程中,行政裁量行为迅速增长,从而使行政法逐渐成了政府有效行使裁量权力的障碍.于是,公共行政学开始取代行政法学而承担起了行政裁量的研究任务,并对其作出了更加积极的理论确认.由于行政裁量问题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引入,逻辑性地突出了“责任”的主题,学者们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政治—行政”二分的叙事原则逐渐被“事实—价值”二分的研究取向所取代,从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行政研究对行政裁量的关注中,发展出了一条不同于行政法学的思路,那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行政裁量权的规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