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翻译译者的双性视角——Daddy-Long-Legs两译本比较研究

在儿童文学的翻译中,译者若具备双性同体(Androgyny)意识,就能更好地调和阴性气质和阳性气质,其译作会更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仙”字情结——论儿童文学标题汉译中的多重误读

儿童文学标题汉译中的“仙”字情结暴露出译者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读者对象以及翻译本质的多重误读,反映出译者狭隘的儿童文学观和民族文化心理,有碍于实现翻译跨文化交际的本质诉求,其弊大于利。我们认为,儿童文学的标题翻译应该充分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在充分理解原文主题及思想的基础上凝练、提高,依实出华,实现其跨文化交流的使命。     

《红楼梦》英译中霍克思的双性同体视角

本文基于汉英文学翻译实践和教学的需要,针对相关研究系统性和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以翻译辩证系统观为指导,以译者双性同体理论和女性主义文体学为基础和框架,采用理论演绎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英译中霍克思的性另4视角予以较为系统的探讨。研究发现,在《红楼梦》英译中,霍克思受其时代语境、译文读者、原文作者和原文的影响和制约,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意识或潜意识地运用了双性同体视角;其双性同体视角部分地体现在其《红楼梦》译文的篇章、句子、词语等层面。     

外译中，非外译“外”——避免文学作品英译汉中的“洋腔洋调”

文学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是艺术的再创作。在文学作品英译汉的过程中,译者不但要精通英语,还要具有深厚的汉语功底,明白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如果翻译的时候译者过多地受制于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不但不能“忠实”于原文,还会出现“翻译腔”。针对这一现象,同时结合《傲慢与偏见》两个中文译本中的一些典型例句加以分析,希望对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能有所启迪。     

古诗英译中意象定位的意图性

目的论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Vermeer和Nord等人的目的论翻译观通过对翻译参与者和文本意图性的分析和解释 ,有力地说明了原文与译文差异的原因。在此视角内 ,通过比较和描写 ,可以归纳出中国古诗中的意象意图性在英译中大致可以采取“变译式”翻译和“不变式”翻译两种策略。古诗意象的翻译需要译者较强的整合能力     

阐释学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阐释学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科学。阐释学理论关于理解历史性、效果历史、视野融合的论述强调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是一种语言文化的互动活动。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特点及阐释的多样性和客观有效性来服务于儿童文学翻译。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对话”

儿童文学的翻译首先是针对儿童的,译者面临着既保持儿童童趣又要把它传递给另一文化的儿童读者的挑战。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文化因素,译者应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来鉴赏和体会原作,与原作"文化对话",充分认识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寻求最佳翻译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向目标语儿童传递源语文化。     

“忠诚”策略在《地板下的小人》任溶溶译本中的体现——兼与肖毛译本对比

文章以诺德的“忠诚”原则为理论依据,以任溶溶译本《地板下的小人》为例,兼与肖毛译本对比,探讨在儿童文学翻译时译者如何选择恰当的词汇及文化翻译策略.笔者认为,任溶溶注重传达原文意趣,为实现翻译效果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对儿童文学翻译有实践意义.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着眼于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主张译者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控制,使译文忠实原文。译者的身份因此被定位为“仆人”。本文借用现代文论的观点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认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受到重视。     

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因此,翻译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之前,多数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对等”。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原作二元对立关系,冲击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原则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新定义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合作自译中国文学译介新模式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视域融合理论观照下提出由海外华人译者与原作者共同参与的译介主体模式——合作自译模式,该模式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海外华人译者与原作者进行“意义共建”的合理性;二是强调作家的双语思维和世界文学观。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通过分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双关语的翻译策略探讨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我们发现大部分译者采取的是舍弃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等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和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儿童文学的译者应该解放自己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在充分把握目标读者特点的基础之上,尊重并信任儿童,以译作与儿童建立起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     

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经典重译分析探讨

文章以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为语料,以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文为参考,以Halliday的情景语境、评价理论和三大元功能理论为指导,就译林版译文中的漏译误译现象、词汇的不当选择以及语篇连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的结论是:正确理解原文情景语境内涵为高质量的译文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语篇的情景语境不仅为正确理解句子的概念意义铺平了道路,而且对源语篇中评价型词汇所承载的人际评价意义在目的语文本中进行最大程度的等值转换,还为涉及篇章功能中文译文小句的拆分调序等问题,提供了客观有力的指导作用。      

从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看文学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把握——以索尔·贝娄的小说Hidden With in Technology＇s Empire,a Republic of Letters的翻译为例

＂翻译研究学派＂关注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源语和译入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译文产生的影响,他们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出发点,提出了翻译规范论。该领域开先河者为图里,理论集大成者为切斯特曼。本文重点关注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阐述,以及其论述对文学翻译中译者能动性的启示。     

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谈广告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对广告翻译具有极大的实践指导意义。＂目的法则＂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对等＂的束缚,积极发挥译者的能动性;＂连贯性法则＂可以指导译者在充分理解原广告的广告效应的基础上,根据广告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价值而采取直译、转译、仿译或删减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加译文广告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而＂忠实性法则＂则强调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是由译文广告目的和译者对原广告的理解决定的,译文必须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文广告效应的预期目的。     

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探索——《孙子兵法》译本个案研究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将中国经典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典籍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角度,对《孙子兵法》这部军事领域的重要著作进行个案研究。《孙子兵法》自1772年被首次介绍到西方社会,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在近一百年中,中外译者出版了大约有十五个不同的译本。本文所选择的两个英文文本分别是由翟理斯和中国译者林戊荪所著的。经对比译文本,发现了其各具特色。对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在选择文本、阐释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原则,以及确定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技巧这四个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期望借助译者主体性的理论视野,对于《孙子兵法》的译文的分析能够做到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并能反映出各译文的特点论明翻译中的内涵及其原因。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从三个《红楼梦》全译本中鸳鸯性格的处理看译者主体性

翻译是语言的诠释和重构,语言重构必然导致原文信息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由于不同语言自身特点所致,又与译者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及翻译时代紧密相关.尽管传统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作用,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不管在整部译作中还是单独的人物性格处理上,译者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杨宪益、霍克斯、邦斯尔三人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中丫鬟鸳鸯的不同性格进行研究,揭示了译者个体在翻译实践中能动性的发挥对译本生成的影响.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